根深叶茂的潮州大锣鼓(3)

中华人民共华国成立之后，潮州大锣鼓得以党和政府重视。1952年正当我国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候，潮州文化部门将潮州大锣鼓的著名老艺人组织起来，并于当年年底到广州为外宾演出。次年2月，又参加了省、中南行政区及全国首次民间艺术会演，演奏了潮州大锣鼓《抛网捕鱼》中选段，及潮州弦乐《采花牌》两个节目，结果都获得了优秀节目奖。于是，在当地党、政的关怀重视下，文化部门邀集了潮州著名艺人丘猴尚、陈桦、许裕兴、林云波、周才、蔡莫光、苏文贤、蔡戊子、郭润生、傅振尧、钟少庭、林顺泉、卢海清等人，于1953年8月成立“潮州民间音乐团研究组”，后期改名为“潮州民间音乐团”，开始了对潮州民间音乐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创作和传授等活动。潮州大锣鼓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个研究机构，从而在短短几十年中，发掘整理了传统牌子《十仙幡桃会》、《六国封相》、《秦琼倒铜旗》、《三休樊梨花》、《红迈追舟》、《三关》、《双咬鹅》、《陈春生告官》、《十作寡妇征西番》、《薛刚祭坟》、《岳飞大战牛头山》、《复中兴》、《抛网捕鱼》等13套。这些经过整理的牌子，都进行传授、排练和演奏，其中大部分节目已录音灌上唱片。老艺人们还将“抛网捕鱼”这个传统大锣鼓曲目进行研究分析，从整个套曲的19首曲牌选择几首较形象而较能突出主流的进行整理，结合会演节目具体要求，整理成为短而粗的“新抛鱼”。并整理了以潮州大小唢呐为主奏，富于潮州唢呐吹奏特点的潮州大锣鼓“双咬鹅”，它通过若干生动形象的对比句，运用大小唢呐丰富吹奏技巧，配上欢快打击乐，表现了民间斗鹅热烈场景和欢乐的气氛。在整理传统曲牌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进行创作，其中反映现代生活的有：《庆丰收》、《海上渔歌》、《大战三利溪》、《钢水奔流》、《东风压西风》、《三万五千里长征》组曲等六首大锣鼓曲目；反映历史题材的有《瓦岗起义》、《关公过五关》。在这些新创作的乐曲中，根据不同的具体内容和气氛，选择其恰当的传统曲牌和鼓点进行加工提炼，配成能单独表现具体主题的音乐节目，摆脱了传统牌子锣鼓的舞台戏曲化伴奏的曲式。如“长征”组曲中，根据内容的需要，在不超越大锣鼓特点前提下，吸收苏锣鼓、庙堂音乐、弦乐等表现形式，使整个节目更加丰富多采，有所突破。

遗憾的是，就在这项工作才刚开了头，潮州大锣鼓因多次参加会演获得好评，声誉在国内外的乐坛上越来越高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到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潮州大锣鼓这朵艺术之花受到百般摧残。“潮州民间音乐团”被迫解散了，乐器被砸碎，资料被销毁，富有才华的艺人流离失所。

但是，根植于人民土壤的艺术是任何势力都扼杀不了的。它可能在表现上显得七零八落，以至荡然无存，然而在它那看不见的根部，却是活力如旧，生机勃勃。那时候，群众忘不了潮州音乐，时常暗地里拉着潮州弦诗，悄悄地放潮乐唱片，一些热情的新文艺工作者也大胆地继续改革了一些新曲目。

“文革”期间，潮州民间音乐作为旧的意识形态而被禁，1972年为接待柬埔寨宾努亲王，潮安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创作、排练了潮州大锣鼓《山野新歌》（作者：杨汉荣），第一次冲破了“文革”对潮州音乐的禁锢。粉碎“四人帮”后，潮州民间音乐获得新生。各地潮州民间音乐活动蓬勃开展。据统计，全市（包括农村）的大锣鼓队多达208余支。同时，一些公社也纷纷建立业余民间音乐团（如庵埠、彩塘、金石、磷溪等）。

群众性业余音乐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潮州大锣鼓本身的革新发展。尤其是大力提倡反映现代生活题材的创作活动，促使它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因此，潮州大锣鼓在创作手法、乐器组合、演奏方法和表演技巧等方面大大地打破传统程式、如打击乐方面：从一个鼓发展到二个（一高音一低音）、三个（高、中、低各一）以至多个大鼓，为服务乐曲需要，增加了革胡（改革的大胡）。有时还大明地使用大提琴，以补充乐队的低音部。大提琴或革胡，大大地提高整体音响效果。作曲方面：借鉴中外其它音乐艺术的种种表现手法，运用多种有效措施，努力于渲染音乐气氛，塑造其音乐形象。解放以来，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潮州大锣鼓励创作曲目，如《喜庆丰收 》、《苦战三利溪》、《关公过五关》、《海上渔歌》、《二万五千里长征》、《山野新歌》、《血染金山古缘》、《汕头战鼓》、《欢庆胜利》、《春江放筏》等。潮州市组织演出的大锣鼓节目1997年参加“万宝路”全国贺岁锣鼓励大赛、1999年赴澳门参加回归庆典活动、2000年赴无锡参加中央电视台“中华鼓王”大会，2004年赴北京参加庆祝建国55周年游园活动、2004年11月赴广州参加第三届老年文化艺术节等屡获殊荣。

潮州大锣鼓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饱受风霜雨雪的考验，它凝结着无数艺人的心血！随着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这朵由潮人培植的艺术奇葩，定能适应新的气候，并开放得更加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