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乐种音乐形态学的研究成果

——《广东潮州弦诗乐》

赵　(氵风)

　　我认识蔡余文同志一转眼已经五十年了。那时，在昆明一家无线电工厂的合唱团请我去教唱歌，这是四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已暴露无遗。我应邀去这家国营工厂去教歌，不能只教抗战歌曲，特别是解放区歌曲。我把舒伯特《菩提树》（不知是何人改编的）以及门德尔松的《乘着那歌声的翅膀》译成中文，同时也教一些俄国歌曲如《斯捷潘·拉辛》之类的“中国色彩”音乐作品，但在一批进步的工程人员和学徒工人中，却有着不同于工厂当局的要求。蔡余文同志那时是年轻的工程师，学过一点小提琴，他向我提出学习音乐理论的要求。我当时身边只有少量的音乐书籍——《格罗夫音乐字典》算是藏书中的重头藏品了。一本跟我一、二十年的里曼的《和声分析》，那还是三十年代初在北京买的。阿夫夏洛莫夫曾在钢琴上给我讲过这本书，我便据此为教本，每周复写一、二篇讲给他听。同时，不仅我的钢琴程度很差，而且根本也找不到钢琴，每周都是纸上谈兵他讲“和声分析”，同时当然对引证的和声片断的作品、作者，力所能及地加一些解说，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承否人物，旁敲侧击地联系实际，甚至进行政治评论……。就这样，我们建立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亲密的友谊，政治上也更趋一致了。从而，他参加了当时昆明的学生运动文化活动，最后毅然抛弃了原来当时比较安定的职业，参加到党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工作——一种半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和他当工程师的安定生活完全是两码事了。同时，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四十年代中期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中，蔡余文同志已经以文艺为武器参加其中了。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害后，我被押送出境，到了上海转赴香港，再次重逢于党领导的“中原剧社”，李凌等同志到港后，我们联系马思聪办了“中华音乐院”、“新音乐社”的活动，蔡余文同志是中坚分子之一。后来，“新音乐社”和“中原剧社”联合港九进步歌咏工作者打破重重阻力，演出了《白毛女》歌剧，使香港形成了解放前夕香港左翼音乐活动的高潮。蔡余文同志也是这一工作的主要人员之一。“中原剧社”根据党的决定，留港等解放广州时随军入城，蔡余文同志便分配到“华南文工团”工作。之后，他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作曲，他是海陆丰人，便开始对潮州音乐的研究。

　　我国现在的古乐钟，从北方的西安鼓乐、北京京音乐，河北的吹歌……到南方的南音、潮州的弦诗、广东的汉乐……可以看到中华文化从唐宋以来音乐文化发展的许多信息。故而，对之进行研究，是音乐史逆向研究的重要对象。

　　早些年，对这些音乐形态学的研究，曾经取得巨大的成绩，特别是从音列调式研究开始，有着许多丰硕的成果。对于我们理解唐宋音乐世提供了可靠的例证。

　　蔡余文同志和郑诗敏同志从事潮州弦诗研究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特别是他们在自己演奏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而不是纸上谈兵，从而能达到过去少有的高层次上的研究。

　　潮州弦诗乐用的“二四谱”，是我国一种特殊记谱法，这可能是宋俗字谱到工尺谱的一种过渡时期的记谱法。其特征是在筝这一乐器上对其中的第三弦和第六弦上用压弦的手法使音乐升高，从而适应我国古代音乐的音阶变化的需要，形成了我们现在以西方十二平均律观念上的升降半音，（不是准确半音，即比升半音、降半音又微有音高差异的升降半音。）使潮州弦诗音乐具有特殊的韵味。

　　蔡、郑二位同志从潮州弦诗的二四谱音列调式开始，对远古乐种的曲体结构、作曲手法（即兴变奏手法）进行了从演奏实践中得出规律的剖析，（当然，国内学者对这些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现象。）故而逐步地把上述乐种的研究成果（即使是一家之言）付印出版，还是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理会曾有一个国际音乐合作项目“音乐宇宙——一部历史”（U、M、H）的计划，近来可能由于经费困难而未能积极进行。但我被委托出版一系列“中国附卷”的工作，作为研究资料，曾广泛的约集国内同志对此进行写作，本书作为潮州弦诗乐的研究资料，可能对我们写作一部完整的中国音乐史必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编者注：蔡余文、郑诗敏著《广东潮州弦诗乐》，于1996年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02/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