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陈韩星剧作选》出版之后

我的创作是从写对口词开始的，自然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1966年夏天，当我在海南岛西部一个僻远农场的茅屋里，写下第一行文字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创作生涯的开始。我那时能想到的，只是尽快完成任务——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写呀写呀，终于有一天，当讨论完我写的一个阶级敌人破坏学大寨的小歌剧《为了明天》，刚刚回到住处时，经过几次修改仍未获通过已疲惫不堪的我，茫然地站在二楼走廊的栏杆前，望 着昏昏欲坠的夕阳，听着海风穿过椰子树羽叶间那凄厉的呼啸声，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大大的 问号——“这些年来我所写的节目倒底是什么东西？眼前这个小歌剧，它是戏吗？”——幸 运的是，这顿悟式的一闪念，竟使我从此走上另一条创作之路——那是1975年。

那年月，看的听的都是京剧样板戏。平心而论，有几部戏还是不错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常常研读刊载在《红旗》杂志上的那几部戏的剧本，的确也从中领悟到了写戏的一些门道。有一段日子，我们创作组悄悄地传阅一本张骏祥的《怎样写电影文学剧本》。我如获至宝，不仅通读了几遍，末了还整本抄了下来。我觉得眼前似乎豁亮了许多——啊，创作，原来应该是这样的！

自此我相当自觉地涉猎有关戏剧艺术的点点滴滴，参加各种各样的创作讲习班。随着“文革 ”的结束，这样的机会骤然多了起来。许多再版的艺术类书籍，使我如沐甘露，许多教师的课授，使我如坐春风。我越来越觉得过去年月所写的许多文艺作品，其实离真正的艺术还隔着很远很远。十多年间的创作，真是白费了时间和精力，惟一的收获，就是使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今后再也不能去写那类东西了。

我对于创作终于有了一种比较清晰的感悟。我认识到，创作，其实只应该是一种个体的精神 劳作，它不借助于政治，也无须旁及他人，一个作者只有写他自己喜欢写的东西，才能写出 真情实感；真正的戏剧作品，必须写出个体的人内心的情感。因为，人，是艺术的根本命题 ；情，是艺术魅力之源；而命运，则是牵系着人物和人物情感的五彩丝线，由此才编织了千千万万个色彩纷呈的人生大世界，人物的命运，是艺术世界的经纬线。

文艺创作必定要写人写情写命运，我的眼光开始投向与我有着共同命运的古代文人，苏东坡 、韩愈、翁万达先后走入了我的视野，我努力寻找与这些遥远的人物发生灵魂共振的契合点 ，于是，没有任何创作指令，我在轻松平静的心态之中，写了一部又一部剧作，其中最愉悦 的莫过于写苏东坡，我沉迷于苏东坡月下泛舟那缥缥缈缈的黄州赤壁，我似乎与苏东坡一起 ，躺在海南那高高的桄榔树下，仰望那特别深特别蓝的夜空……在这些时候，我完全没有考 虑作品写出后，能否上演，能否摄制，能否发表，能否获奖，我只是每天很从容不迫地、自得其乐地去写我想写的东西。

从1978年我回到汕头，到1998年这二十年间，我一共写了九部剧作。我清楚这些剧作比照起 一些大戏剧家的作品，还有着相当的差距，但它们毕竟熔铸着我对人生的理解和对艺术的追求，它们与我在“文革”中所写的东西迥然不同，是我所不愿意丢弃的精神果实。今天，当这部剧作奉献于读者面前时，我只想真诚地说一句自己的切身体会：一个作者只有摆脱了政治目的和功利主义的桎梏，才能进入自由的创作境地，才能有机会去窥探那华美的艺术殿堂 。

（载1999年4月10日《汕头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