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锐曾山歌剧谈

戏曲现代戏题材的选择(1)

罗锐曾是一位有生活体验、有创作追求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反映现代山乡风情的三部曲《几度明月》、《虹桥风流案》和《漂流的新娘花》，以细腻、抒情的笔调和浓郁的山歌风味，向我们展现了处于岭南一隅的客家山乡那独特的生活画卷。剧中那些倾注着作者满腔同情和期冀的人物如林秀、柳含笑、月桂等，都以其曲曲折折的不幸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观众。这三朵秀色盎然的山茶花，为梅县山区的戏剧园地增添了绮丽的风姿，也为我们探求现代戏创作的秀美园林提供了—条循迹可寻的路径。

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正如栽花一样，不但需要很多复杂的技术，还要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如果把我们的文艺政策、党的关怀、领导的支持比作气候的话，那么，剧种和观众，就应该是土壤了。梅州市各级领导对山歌剧的关心和支持是令人感动的，这气候是春天的气候；而山歌剧作为年轻的剧种，它没有僵化的戏曲程式的框框，有着先天独具的泥土气息和山歌特色，又有自己的观众圈，因而这土壤也是丰腴而宜于栽花的。但是，在种种因素之中，我认为种子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花”，选种，应该是栽花中最重要的技术环节。

选种，正如题材的选择；对于戏曲现代戏来说，选择题材，犹如栽花选种一样重要。

从罗锐曾的剧作中，我们至少可以在戏曲现代戏题材的选择上，悟出这样一点有益的启示，即在创作戏曲现代戏时，比较集中地选择体现道德伦理观念亦即“人伦”观念的题材，描写人的道德美，以进步的道德观陶冶观众。

罗锐曾这三个山歌剧，写的都是梅县山区男男女女在农村经济状况的制约和陈旧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下，各自在恋爱和婚姻上的不幸遭遇，而同时，也从新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观念的角度，展示了主人公高尚的道德情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在悲剧结局中得以升华，为观众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光明—路，从而树立新的“人伦”观念。《几度明月》集中描写了林石泉与江月英、林秀与张记林这两代人的离合悲欢，也集中揭示了旧传统观念的顽固性。放排工林石泉与族长之女江月英相恋，碍于门第悬殊，礼教族法不容，有情人难成眷属。族长欲抓林石泉当壮丁，林石泉离乡外逃；江月英无端蒙受“辱没祖宗”罪名，被当成猪仔卖往异方，没料想30年后，林石泉不仅淡忘了昔日的切身之痛，而且也以城乡门庭悬殊为由，—手制造了女儿的爱情悲剧，正如江月英批评林石泉的唱词所说：“封建观念幽灵你曾恨，又为何接过炉钵把香烧?”而张记林屈从于母亲择媳抱孙的意愿，感到“世俗深沉难抗争”，竟抛却真正的情爱，违心地与并无爱情的姑娘定婚。林秀在失去爱情，经受过一番椎心裂肺的痛苦之后，终于醒悟到：“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爱情。”于是，毅然迈向生活的新的程途。

《虹桥风流案》集中描写的是封建名节和礼教的残酷，以“女人自古多卑贱，贞节牌下埋沉冤”的悲怆呼喊，对封建的伦理道德予以无情的控诉和鞭挞。这个戏写的也是老少两代恋人，老一辈的，是神剪张和欢喜婶，新一代的，是李志业和柳含笑，但《虹》剧所表现的感情纠葛，远比《月》剧丰富和复杂，而且感情高潮的推涌更具有爆发力，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剧中的第五场是一场难得的好戏，柳含笑既想离婚，又要求认婆婆欢喜婶为母亲，这感情的盘折本已催人泪下，而杨通宝刚骂罢柳含笑是“风流货”，一霎间却明白了自己原来也是个私生子，这一真实而深刻的一笔，如晴天霹雳，震撼了杨通宝，也震撼了观众。

《漂流的新娘花》在题材上与上述两个戏大同小异，但似乎更接近于《虹桥风流案》，从陈来福要求年轻守寡的媳妇月桂安份守己的思想来看，也属于“贞节牌”式的题材，正如有些同志所分析的，凌云妈送来的“好媳妇”大红匾，实际上是—块变相的“贞节牌”，这是一种“以旧标准规范新典型”的荒唐做法，正是在这一点上，《漂》剧比《虹》剧又进了一个层面，从一个新的角度让我们看到封建主义不散的阴影。应该说，这个戏更全面地表达了作者反封建伦理观念的鲜明立场，其中既有《月》剧所批判的“继承香火”的封建观念，又有《虹》剧所批判的封建名节观念，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戏更集中地展现了新时期人物新旧思想的交错、并存和变化，更集中地展现了人物内心情感的曲折、迂回和递进，更集中地展现了人物在战胜自己的过程中所经受的煎熬、挣扎和解脱。比如凌云，他虽然难以承受香火断继而背叛了爱情，但却能勇敢地改姓去娶一个寡妇；比如陈来福，他不愿意失去孙子，但却 又容忍媳妇改嫁；比如月桂，她既追求一个恩爱丈夫与自己共享天伦之乐，又追求“昂首做 人”、做一个真正的人的价值，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这些人物的思想、性格、行为，显然 已经具有80年代的新的时代特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随着时代前进的坚实的脚印。

以上约略分析的这三个戏，都是表现伦理道德的题材。为什么这类题材比较容易获得成功和赢得观众呢?我想大概有如下三个原因：

一、比较切合我国的国情、民情。

中国是礼义之邦，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伦理和道德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也是调整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封建伦理道德有其消极甚至压抑人性的一面，譬如“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及由此推演出的“忠”的观念，还有以上谈及的承继香火、寡妇守节等等，都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腐朽的道德观；但封建伦理道德又有其积极的、值得继承发展的一面，即它很讲求个人道德的完善，也追求治国安民的理想，譬如儒家所提倡的克己、谦恭、好学、公正、慎独、自强、自重、有节操、志坚、刚毅、超然、守义、清正爱民、尊师重道、以廉为本的个人修养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师法遵循，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以罗锐曾这三个戏而言，剧中主人公的许多思想、行为，其实就体现着儒家的伦理道德——林秀为什么悄然离开记林，将幸福留给秋娟?还不就是因为她有克己自 强的品格?柳含笑既要与杨通宝离婚，又要认欢喜婶为母亲，为什么? 还不是她具备了中国妇女善良、守义、重孝道的品格?月桂认知凌云“情语后面情还薄”之后，能够面对未来——“一河春潮雾难锁，笑向天边觅彩霞”，这不也是体现了一种坚定而超然的品格么?实际上，类似罗锐曾的此类作品，都是围绕着人物行为，以传统的良好道德 为规范，塑造出具有鲜明人伦是非的人物形象。从这可以看出，作者的选材，并不是偶然的。就我们的国情来说，封建社会对于国民的摧残，主要在于精神上的残害；而封建社会惠予我们的遗产，主要的也在于精神上的修养。因此，伦理道德上正与邪的斗争，历来成为创作 的重点，同时，也是人们所关注的热点。

从演出实践可以看到，许多观众喜欢看那些表现“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类传统观念的戏剧。这是因为，两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一直带有浓厚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的色彩，我们社会的结构，尤其在农村，也一直以家族为本位，每个社会成员都很难脱离这种血缘联系的共同体而独立。在过去，封建统治者—直把家庭伦理关系当作—切政治原则的基础。它一方面把阶级关系上的剥削压迫原则也隐藏于道德规范之中，对人民起了蒙蔽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社会生活也全面地蒙上强烈的伦理色彩，在其多层次的道德规范中，还包含了某些劳动人民的道德因素。劳动人民血缘亲属之间的感情，比如敬老慈幼、诚实和睦、团结互助等伦理道德观念，也已成为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深厚基础，甚至成为社会延续的必要条件，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尚，也就成为我们特定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成为我们对戏剧作品(包括其他文学作品)的欣赏习惯和心理定势。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观众那么喜欢看像《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大地恩情》、《京华烟云》、《一剪梅》、《搭错车》、《八月桂花香》……这—类实际上其思想内容大都大同小异而偏重于传统伦理观念的影视作品?原因就在于此类作品都着力表现人际关系中的道德伦理，都贯串着一个永恒的人伦之常的主题——爱。这些充满人情味、表达了人之常情的影视作品，常常能够触动观众心灵深处的道德信念，唤起观众强烈的心理反应，从而激发出深沉炽烈的感情冲动，在鲜明的对比下，产生明确的善恶是非 观念。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民情”。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如果离开这些表现人之常情的题材 ，如何能赢得观众呢?因此，我认为，在创作现代戏时，作者应该对我们民族生活方式中的文化意识，亦即国情与民情予以更多更普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