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锐曾山歌剧谈

戏曲现代戏题材的选择(2)

二、比较符合中国戏曲的基本特征。

戏曲的基本特征有本质特征和审美特征，据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其本质特征大约有综合性、写意性(包括虚拟性和象征性)、抒情性、程式化、形式美等，其审美特征大约有古典的和谐美、诗意的抒情美和表现的形式美等，这些基本特征的概括都很准确，但似乎更多的是着眼于戏曲的外部形态和存在形态，而对于戏曲所表现的内容即其思想特征，似乎就缺少相应的概括。

中国戏曲成熟于宗法制的封建社会，其内容多为忠君报国、杀身成仁、惩恶扬善、行善积德之类，带有明显的功德、功利、功名的封建观念色彩，这是作为艺术的戏曲对于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也与历代统治者对戏曲内容的禁锢有关。中国戏曲就其思想特征来看，离不开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一如北京老戏园广和楼的楹联所云：“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细细看来漫道逢场作戏；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重重演来管教拍案惊奇。”内容决定形式，戏曲的这一思想特征决定了它的本质特征和审美特征，所谓抒情性、和谐美，都与孔子所提倡的心理应与伦理统一、人的个性发展应与社会伦理道德和谐一致的儒家思想有关，李渔曾总结戏曲人物的创作方法，指出：“欲劝人为孝……，凡属亲孝所应有者，悉取而加之。”这些都说明中国戏曲是有特殊的民族品格的，是与伦理道德密切不可分开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戏曲与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它所能容纳的内容是特定而有限的，对于现代生活来说，有许多内容是戏曲所不能表现的，也是戏曲观众所无法接受的。

如果以上分析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罗锐曾的山歌剧能得心应手地表现伦理道德的内容，为什么梅县地区那么多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写了诸如《竹山路弯弯》、《茶山雾 蒙蒙》、《野媳妇》、《沉浮岛》、《珠绣魂牵》等一系列基本上都不离伦理道德范畴的现代戏，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梅县地区的戏曲观众能够如此热切地欣赏和接受此类现代戏。诚然，山歌剧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戏曲，但其不可或缺的山歌味和载歌载舞的表演，本身就应该看作是一种程式，它在歌剧与戏曲之间，应该偏向于戏曲，如同我们潮剧一样，都是适于表现伦理道德内容的戏曲剧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伦理道德，已经与封建社会所说的伦理道德在其内涵上有所不同并且大大丰富了。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好的方面，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以戏曲的形式加以弘扬；同时，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也要在戏曲中加以反映，特别是在反映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方面，在反映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等方面，更是大有文章可做。总之，强调现代戏应选择伦理道德的题材，是就戏曲这种载体所能表现的内容而言，换言之，如同高则诚所言，“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戏曲的存在，有赖于伦理道德的“高台教化”。

三、比较符合艺术的规律。

艺术规律是多种类多层次的，但各种文学艺术样式之间，还是有着共通的规律。我认为，作为戏曲艺术来说，与其他文学艺术样式共通的最重要的规律，是写人写情写命运，是通过人的情感和命运，表现社会人群的善恶观念和美丑观念，从而以真、善、美的道德伦理观念，体现艺术的本质特征。

罗锐曾的山歌剧，正贯串着这几条艺术规律。

不难看出，在他的三部山歌剧中，作者的视线是始终对准人物的。《几度明月》中的张记林、林秀、秋娟，《虹桥风流案》中的柳含笑、李志业和柳三杯，《漂流的新娘花》中的月桂、凌云和陈来福，都是作者所着力刻画的人物。我们从这些立体感很强的人物形象身上，可以看到作者对他笔下人物所作的深层心理的探究，可以看出作者所关注的并不只是为了表达某种意念，他更关注的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和抗争意识。一句话，作者是花了 功夫，进行着探索人、表现人的真正的艺术创作，他懂得，人，是艺术的根本命题。

在刻画人物时，罗锐曾显然是集中写了人物的“情”。林秀不愿将自己的伤痕转嫁给秋娟姑娘，“抹干眼泪告别昨天”，依依离记林而去时的离情；柳含笑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不顾一切敲开李志业的门，在已萌死念之时仍遏止不住要与志业见最后—面的痴情；凌云在月桂窗下痴望、如雕塑般呆立终宵，月桂次晨见状情不自禁抱住凌云的激情，都是那样强烈地扣动了观众的心弦，令人难忘，令人动情。正如一篇关于山歌剧的论文中所说的，山歌剧的题材，“必须是最有感情的题材”，对此，罗锐曾也懂得，情，是艺术魅力之源。

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情感的表露，最终又都有赖于人物命运的逐步展现，也就是说，戏剧，归根结底是一种表现人的命运的艺术。在罗锐曾的这几部剧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戏剧情节，都是围绕着人物的命运而运行，也就是有人所说的：“字里行间，流淌着一条由人物的命运构织而成的经过九曲十弯而奔向大海的溪流。”读完罗锐曾的剧作之后，掩卷沉思，那一个个人物的命运，都如一条条五彩纷呈的丝线，交叉缭绕于我们的脑海之中，以此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艺术世界。张记林和林秀的各自为世俗观念扭曲了的命运线，正是林石泉和江月英当年同样被扭曲了的命运线的重新凸现，这两组命运线的交叉重叠，才构成了两代人似合似离、欲合还离的悲剧之网；神剪张与欢喜婶几十年的孽情早已织成—张难以挣脱 的命运之网，偏偏又蛛连藤结地将柳含笑与杨通宝也缠绕其中，任何人都挣脱不了；陈来福与凌云妈的两条命运线虽互不粘连，却又从不同的方向将月桂和凌云紧紧牵住，使月桂和凌 云的命运线在空中飘飘忽忽，始终胶合不起……。命运——正是这牵系着人物和人物情感的五彩丝线，编织了千千万万个色彩纷呈的人生大世界，命运的模式，建构了戏剧的模式，罗 锐曾的确懂得，命运，人物的命运，是艺术世界的经纬线。

罗锐曾的山歌剧作为粤东山区近年山歌剧创作的代表，在戏曲如何反映现代生活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参照，这就是按照我国国情、民情和遵循戏曲艺术创作规律，比较集中地选择体现道德伦理观念的题材，藉此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表现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和个人的道德风貌，展示我们时代人民的美好情操。今天我们强调戏曲现代戏题材选择的重要性，是因为以往我们对此关注不够，因而付出了过于惨重的代价。我们曾创作了成百上千的配合形势、宣传政治口号、图解政策的戏曲现代戏，但到头来只成为匆匆掠过戏曲舞台的一股股燥热的罡风。主题负载的过于沉重，过于强烈的宣传性，最终模糊了艺术创造的思辩性，使我们的作者在进行创作时缺少艺术的思维，而由此衍生出来的作品，也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品。如果我们的戏曲现代戏能够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用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作出评价，用崭新的道德标准去教育人民，那么，它的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效果将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是从根本上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因而能日积月累地作为—块块坚实的基石，与其他艺术样式的作品—道，共同建构起壮丽的民族精神的大厦。

(载《广东艺术》199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