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中找差距 于借鉴中求提高（2）

——在汕头市戏剧创作会议上的发言

二、在历史剧中体现时代精神和作者的主体感受，追求诗意的美。

郑怀兴是一位有思想、有才华、有作为的年轻剧作家，是福建武夷剧作群体的一员骁将 ，自1980年以来，连续创作了《遗珠记》、《新亭泪》、《审乞丐》、《魂断鳌头》、《晋宫寒月》、《鸭子丑小传》、《青蛙记》、《造桥记》等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1986年底，福建省莆仙戏鲤声剧团晋京为郑怀兴的获奖剧作作展览演出，上演了《新亭泪》、《晋宫寒月》和《鸭子丑小传》，轰动了京城。

历史剧便于继承、吸收戏曲艺术传统，还有利于戏曲艺术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既能照顾传统的审美习惯，又能满足新的审美需求。因此，对于历史剧的创作，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对于近年来历史剧创作的好经验，也应很好地借鉴学习。

下面以郑怀兴的《新亭泪》为例，分析其时代精神、作者的主体意识及诗意的美。

时代精神是历史剧的灵魂，没有时代精神，历史剧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郑怀兴创作历史剧，首先有着强烈的人生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统摄着他创作的整个“炼意”过程，因此，他的创作，便是对历史和现实反思的结果，同时，也强烈地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

体现于郑怀兴剧作中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是他在对历史和人生的状摹之中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他的历史剧缺少清丽、明净或浓艳热烈的氛围，但内容的深层却使人感到有一股酸辛、苦涩、忧伤、焦虑、悲愤的潜流在流动。《新亭泪》通过王敦作乱，刘隗逃叛，周伯仁以身殉国，发出了历史的兴亡之感：“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这种兴亡，并不系于王氏一姓，亦不尽系于司马氏的东晋小朝廷，而是对于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同室操戈、生灵涂炭现象的感慨，我们从剧作里可以隐隐触摸到历史人物那种“举世混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世孤独感和人生忧伤，模糊探查到作者那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幽深心境，从而引发心灵的共振。作者在这里透示出来的是对于不完善的历史、社会和人生的那种不可名状、忽忽如狂的主体感受即典型的忧患意识，因而剧作在观众心理中便获取了一种超越时间的价值。

郑怀兴历史剧这种超越题材价值的审美效果的取得，与他处理题材的如下三种眼光有关：

①．挖掘历史的深层底蕴。他的剧作不停留在历史事件的表层描述上，而是力图深入到被历史表象所掩盖的那种内在的深刻的本质中去。在他的剧作所提供的情节、事件、矛盾冲突、人物命运之中，我们总感到有一种潜在的、深藏的、混沌的寓意存在。这种寓意，不同于当前一些思索剧中所引发的哲理，它更加隐晦、模糊、感性化，缺乏明确的外延和清晰的意象，可以把它概括为一种人生意识或宇宙意识。换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作者在作品中对于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积淀的一种把握和具象化。《新亭泪》对此体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渔父的超然出世、周伯仁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王导的明哲保身，都是某种特定人生态度的外化，这种人生态度投射于动荡而混浊的时势世事上，形成许多复杂的生存状态，构成缓缓流动的历史内容，在这股沉重的历史阔流面前，一切事件都成了水面上漂浮的枝叶。

②．揭示人物的心灵轨迹。郑怀兴的笔力总是透过那层由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错综的矛盾纠葛所编织而成的密网，深入到人物心灵发展的完整世界，因此，观众已不再是单纯地从欣赏中获得事件印象，而是从人物的情感发展中得到了人生的心灵体验，正如郑怀兴自己所言，“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代盛衰更替的经验，让人民以史为镜，这都应该属于历史剧创作的副产品，并不是剧作者执意追求的。我是想通过刻划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去探寻人类心灵的奥秘，去表现我所认识到的人类情感。”

③．保持超然静观的心理距离。郑怀兴在观察历史、社会、人生时，常常拉开一段距离，保持一种冷观的姿态，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超逸的力量。他的剧作中总有一个与社会矛盾热点保持一定距离、而能站在圈外评说是非、褒贬功过的人物，这个人物恰恰回响着作者的心声。《新亭泪》里那个超尘绝俗、高蹈出世的渔父暂且不论，即使周伯仁，他亦能从一己的恩怨荣辱、自身的拮据窘境里获得某种精神的超脱。这种类型人物的设置，虽然在不同的作品中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它使剧作在表现历史和人生时，加深了清晰度和深刻度，抹上了一层理性的光辉。

基于以上三种眼光，对于历史题材的剪裁和处理，就能在总体上把握这一题材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做到“以形取神”，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创造真实可信的历史氛围，为事件、情节、人物的变动、增删和虚构，提供可能的、合理的依据。

关于历史剧的虚构，史学界与戏剧界历来争论不休，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新亭泪》一类成功的剧作中，取得原则上的统一。

历史剧是以历史生活为题材的一种艺术形式。它首先必须以历史事实作为创作的依据，必须受历史事实的必要的限制。剧中所选择的主要事件、尤其是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主要人物、尤其是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著名人物，必须符合历史事实的基本面貌、时代特征和阶级属性。剧中所虚构的部分，如所谓“真人假事”、“假人真事”、“假人假事”，也要有其内在的历史可能性，要符合历史性格的发展逻辑，要提供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的氛围。如《新亭泪》中，周伯仁为晋元帝放走刘槐担罪，就不见史籍，但由于作者准确地把握了周伯仁的为人处世，虚构出这种自动的抉择，却又是符合于他的性格的；同时，剧中充分描写了他的放浪形骸、藉酒纵谈，这又典型地体现了“药、酒、谈、玄”的魏晋风尚。又如王导杜门谢客、荷锄整花的情节，也是没有史实依据的，但是，作者认为，这样以假混真，倒可以把王导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真实感情表露出来；以假代真，似假而真，就是要在当假则假之中追求艺术之真。同时，作者还认为，这一虚构的情节，可以其境之静，反衬出王导其心之乱；以其境之清，反衬出其心之浊；以其举止之飘逸，反衬出其城府之难测。这样描写，也可突出表现王导“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治世方略。总之，这样的虚构是从人物性格出发的，从历史剧的艺术构思来说，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完全合于情理的。

关于历史剧的诗意，就郑怀兴的部分优秀剧作而言，可以概括地说，这些剧作是作为时代的产儿，出现在诗的王国里。

郑怀兴认为，写历史剧应该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且，由于戏曲是一种写意艺术，犹如国画，实中带虚，虚中有实，因此，应该在似与不似之间追求意境之美。基于这种美学追求，他善于以诗入戏，以戏写诗。

《新亭泪》写的是东晋王朝宫廷生活的一个片断，但这简单故事只是表面层次，或者说是实际呈现的东西，是作品的外在形象。而真正要表现的，却是在混乱、失去社会中心意识的年代里，人是怎样在绝望中依靠自身的内省力量，恢复信心，重新生活。就以《新》剧的审美效果来看，最为明显的是故事性、情节性的削弱，剧作着重展现的是周伯仁等的思想和情感状态，而在淡化情节的同时，追求的便是尽可能丰富的诗意。这里的诗意，除了来自一些场面氛围的创造和艺术处理的效果，比如周伯仁在新亭痛苦的独酌和泣诉，以及对生命的感悟，整场戏就是一首渗透了情感的哲理诗；而渔父形象的塑造，更使全剧充满了一种对于命运感悟的神秘而空灵的色彩。

这种历史剧中不可或缺的诗意是如何获得的呢？

首先，诗意来自以情绪结构全剧，戏剧常见的情节节奏为人物情感节奏所取代；

其次，诗意还来自于对某种永久性观念的思考，对某种精神价值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又都渗透了情感；

再次，诗意也产生于情节的简单与内容的深刻的对比中，使人不断去咀嚼回味，不断有新的心灵体验和精神发现。

郑怀兴谈自己的创作“受惠于戏曲规律不浅”，他的剧作的确得益于我国剧诗的美学传统。中国剧诗理论，是我国古典戏曲的一种美学概括，它要求戏曲艺术的有机整体，以戏为媒介，形成抒情诗与叙事诗的特殊结合，体现浓厚的写意抒情的审美品格。

总之，郑怀兴的创作，是精巧的多种含义的多层构造，如诗一样蕴藉含蓄，充满了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是有所寄托的感兴之作。

郑怀兴的历史剧，对于我们在历史剧创作中如何体现时代精神，如何体现作者个体意识以及如何追求诗意的美等方面，是很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