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戏剧作品的文学性

2000年12月8日～21日，我分别在广州和深圳参加“2000年小剧场戏剧展暨学术研讨会”和“ 2 000年全国戏剧创作信息交流会”。关于戏剧作品应重视文学性，成为这两次戏剧活动中大家 评议的焦点。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田本相教授在看完13台小剧场剧目之后，总结本次小剧场展演，他认为这些剧目大体都存在两大弊病，一是缺乏思想性，二是缺乏文学性，即我们的作者缺乏独立思想者和文学写作的最佳状态。同样，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著名导演熊源伟认为，中国戏剧家缺乏的是批判意识、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创作心态。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张先教授认为，戏剧中文本作用的弱化，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剧作家在写作时缺乏对人的思考，缺乏戏剧作品应有的丰富性，以致于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过于肤浅，不能创造出人物丰富、真实、细腻的内心空间，许多剧作，追求的是政治化、道德化、通俗化而缺乏情感化。著名剧作家魏明伦认为，剧作家的天职是要写出具有对历史和生活独立思考、独立发现和独特表现的戏剧作品。他认为，现在的社会生活尽管呈现出一种“无序”，戏剧现状也出现一种“无序”，但剧作家的精神状态和主观世界绝不能“无序”，剧作家在创作中应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作家本人的思想光芒和艺术上的独创性。不约而同地，他特别强调戏剧作品在通常所说的具有三性即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之外，还应具有文学性，要把这“四性”作为写戏的最高追求。时隔不久，在2001年1月4日《中国文化报》“河北专刊”上，我又读到胡世铎先生的文章，他也认为，戏剧创作要进入“三学"状态，首要为文学状态，即剧作家应以文学的眼光和视角观察社会生活，反映事物的本质，通过文学性的语言，小说散文式的笔调，诗一般的意境，达到“剧诗”境界，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含量。

看来，有感于目前的戏剧创作居多还是以浮躁的操作代替扎实的对生活的思考，许多剧作总在追求一种功利目的，戏剧界的众多有识之士已经深感不安，已经大声疾呼地提出戏剧作品文学性的问题了。

但到底什么是戏剧作品的文学性呢？从以上这些戏剧界的有识之士的言谈中，我们已经可以感悟到，他们所指，已不仅仅是戏剧文本整体概念上的诗化和剧作所必须具有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归根到底，戏剧作品的文学性，在于我们的戏剧作品，应该更多地关注和表现人的情感世界。

前些年曾引起普遍关注的郑怀兴的《新亭泪》，就是这样的揭示人物的心灵轨迹、表现人的情感世界的一部佳作。郑怀兴的笔力总是透过那层由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错综的矛盾纠葛所编织而成的密网，深入到人物心灵发展的完整世界，因此，观众已不再是单纯地从欣赏中获得事件印象，而是从人物的情感发展中得到了人生的心灵体验，正如郑怀兴自己所言：“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代盛衰更替的经验，让人民以史为镜，这都应该属于历史剧创作的副产品，并不是剧作者执意追求的。我是想通过刻划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去探寻人类心灵的奥秘，去表现我所认识到的人类情感。”

时至今日，郑怀兴的创作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新剧本》2002年第四期傅玲的文章《郑怀兴：心灵好似大宇宙》对其创作做了准确的概括：“郑怀兴总是用心灵去体验和感知古人，在气脉相通的那一瞬间下笔着墨。他认为虽然历史与现实遥遥相隔，但人性却是相同的，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心灵好像一个宇宙，为创作提供了广袤无垠的天地。这就是剧作家与史学家最大的不同，他们重视的永远是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是事件本身。”

郑怀兴的历史剧，对于我们在历史剧创作中如何体现时代精神，如何体现作者个体意识以及如何追求诗意的美特别是追求剧作的文学性等方面，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张先教授发表在《剧本》月刊上的一篇题为《剧本创作应面对人生精神的苦难》的文章指出：“只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没有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创作观念是与戏剧艺术的本质规律相违背的。”“优秀的艺术家的创作都是以展示个体人的精神世界为基础的。”其实，以上所涉及的论题，我们的戏剧大师早已说得很透彻，如曹禺就说过：“写戏，主要是写人——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焦菊隐也说过：“不忘以人为本，注重民族的表现形式和诗意。”（转引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刊《北京人艺》2000年第四期郑榕文《寄语新世纪》）总而言之，关注戏剧作品的文学性，了解一切描写对象的精神世界，思索和表现他们各自的独特的灵魂，这是戏剧编剧真正应该干的事。

一位剧作家说：“故事是可以编的，只有心灵不能编。”作家王安忆说：“写作是从我内心出 发的，是我心灵的需要。”剧作者应该确立自我，扩大自我，强化创作中的主体意识。一部成功的作品，除了必须凝聚作者的全部心血和泪水，倾注作者的全部感情之外，还必须是作者自己对生活独特的发现和独特的表现，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剧作才能真正成为探寻和表现剧中人物灵魂的艺术作品。这正如中国画的创作，中国画有“能品、精品、神品、逸品”之分，中国文人对绘画作品最高评价是逸品。前三者均依据于客观物象为准则，惟有逸品，超脱了客体，从艺术程式里脱离出来，不受任何框框所束缚，以主观感受为主体，感情真实，平淡天真，达到物我两忘之境界。我认为，不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戏，或是改编整理的传统剧目，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剧作者，应努力使自己的剧作成为“逸品”。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现在如此强调戏剧作品的文学性，这是有历史依据的。元代的戏曲是最辉煌的，为什么？正是有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四大家以及王实甫等这些文学家的投身其中，正是他们使元代的戏曲艺术成为继唐诗、宋词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的高峰。可以说，剧作家的作用和功劳是第一位的，正是他们领导了戏曲的发展，这就是魏明伦先生所说的“编剧主将制”，也正如他所言，21世纪我们的戏剧艺术要重振雄风，关键在于走“编剧主将制”的道路。

（载《潮声》2002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