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钗记》看明代前期的戏曲文学（六）

值得分析的还有宋忠与吉公这一对“反面人物”。戏文中没有“脸谱化”地去夸张两人的过错，而是按照生活的轨迹中让他们滑下错道与绝路。吉公是一般媒公，只因为知道“文龙少年妻，娶来正三日，一去赴选并无消息，要招接面儿”（第三十五出），也同情宋忠“三十年已老，单身没老婆”，“莫嫌残花柳，强为独自卧”（第三十五出）才向刘家说亲。刘家公婆则因儿子“自别多年，音书无寄，想必身亡”才要媳妇“断弦续新弦”（第四十一出）。所以吉公完全是进行正常的说媒活动，没有欺骗也没有威逼。后来。只因为文龙衣锦回乡，既怕官势，又怕“被傍人道了是非，多少羞耻，此身投水免得献世”（第六十六出）。他本没有什么罪恶，但形势只好使他自尽，宋忠这个“反面人物”实际上也构不成罪恶，他三十未娶妻，只得托媒说亲（第三十五出）。他是“积祖有名声，州县由我横行，但是官员并子弟，尽是我结义兄弟。弹琴吹箫品笛，诸般件件皆通”；“从小单岙独自眠，使尽娼嫖钱，衣破没人补，被破没人连；有米没人煮，有菜没人腌，男人若无妻，胜似无舵船”（第三十五出），实际上也很凄凉。他通过说媒、纳聘等正当手续，在萧氏公婆支持下举行婚礼，没有强暴行为，只是在婚礼上来了“外人”，才说出“一拳打你无躲身”（第六十五出）。他娶了“生人妻”不成，便自认“这多年没老婆都忍过了……不是娶老婆命。罢、罢，将身投水死”（第六十六出）。只因感到“难洗耳恭听今朝一面羞”，才投水自尽。这是两个客观环境造成的悲剧人物。戏文对于人物所处客观环境的描写也是入情入理的，所以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没有牵强之处，不是强贴标签的写法，应该说也是写得较成功的。

综观《金》剧在人物塑造成上的艺术手法，确是多亲而又独具风格的。有以下几个较突出的优点：

1、程式而超程式。以曹丞相的形象为例，他具有所有古剧“丞相招婿”所必备的思想和行动，但其超出程式的地方在于再三托媒，做了很多本应是丞相夫人做的具体事，而且他在完成该剧“衔接”的使命之后便消失了，这就有别于其他的“丞相招婿”。

2、浓墨重彩刻划全剧的第一、二号人物即刘文龙及其妻子萧氏。这两个人物从开始至末出，不断穿插出现，其忠节孝义的思想通过悲欢离合的诸多变故和遭遇，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出来。因而人物血肉丰满且心态活跃， 形象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人物的精神面貌。

3、采取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一群生动风趣的不人物。挑夫、巫师、秀才、媒婆、盗贼等等，这些人各具品性，但都是以丑角应行的滑稽人物，他们分布在全剧进程的各个阶段与角落，成为增添全剧色彩的节节花环，也是窥视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小小窗口。

4、把人物置于必然与偶然合成的命运之舟，让其顺应生活潮流寻找必然的归宿。媒翁吉公与土豪宋忠性格发展的历程正是这种写作手法的生动说明。

5、刻划人物内心自我矛盾，因此充实了人物的性格内涵，从而增强人物行动的可信性。这突出表现在番公主的人物塑造上，由于汉族道德输入而形成内在质变。

6、按照生活必然轨道去描绘人物的转化。刘文龙父母从望子成龙到穷困潦倒，又从绝望情到附势苟安，他们生活的轨道与自我的转化是顺乎自然而水到渠成的。

《金》剧系到以上诸种艺术手法，刻划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在笔墨上有粗有细、有简有繁、有主有次，有层次地渲染出各种人物色彩，写出了为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引“国初榜文”所示的“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的一群善良的人物，他们都是“太平盛世”的顺民，他们各有性格，都具有经过概括、提炼而显示的艺术美，这是一群各得其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