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钗记》看明代前期的戏曲文学（十二）

刘文龙更是蔡伯皆的影子，但又不是蔡伯皆。同样是相府招婿，蔡伯皆由不从到服从，刘文龙却就是坚决不从。这反映了《琵琶记》所写的年代，当时是权势大于理法；而《金》剧在《琵》剧写完18年后才“新编”，当时的社会是理法寓于权势。不同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人们的不同的思想走向，从而也造成人物的性格各异。蔡不敢辞官，刘敢于辞官，结果都被封为大官；蔡一夫二妻而团圆，刘则是涉外婚姻，限制松一点，结果还是舍末还本。在维护忠孝观念方面，蔡和刘都采取教育第三者使之归顺的方法，都收到团圆的效果，但进行方式又有所不同，蔡使用“地下斗争”的方法，在相府里三人四方进行地下周旋，最终和平解决；而刘则采取“战场起义”的方式，从王宫“做工作”逃了回来，以强硬手段获得解决。刘不像蔡那样迂腐，他的性格泼辣多了。再者，蔡是堂堂皇皇衣锦回乡，刘则迂回曲折，最后才显露荣耀，而且，他是带着探索的心态去寻找结局的，起初相会场而不相认，再设计在婚礼夺回发妻，这是刘比蔡开明而机敏的表现，也是元明两代社会禁锢与自由程度不同的对照。时代的发展，必然使人物出现同中有异的新型性格。
萧氏当然不等于赵氏五娘，但也赵氏的影子，她们都属节孝的模式，同样极力为夫守节，同样孝奉公姑，同样在天旱中过穷日子，五娘卖发，萧氏典首饰；同样竭力支持家庭，甚至她们的抒情述理，调子也没有很大的差异。但赵五娘公姑饿死了，留给她的是出走逃荒、上京寻夫这一条单纯的路，而萧氏则不然，她的公姑不但没有死，还要逼她改嫁；除此之外，还有宋忠的引诱等等，这样，萧氏面临的困难就比赵五娘严重得多，因得她更显得有胆识而且更聪慧。她与丈夫别离时敢于远送，且信物有三件，她也敢于拒婚，先是坚守信义，后业采用“缓兵之计”决心以死尽节。萧氏爱的坚贞超过孝的专一，这就比纯粹以孝为主的赵氏所不及，显得更加大胆，思想更加解放，这是《金》剧不同于《琵琶记》却显示着时代特点的一个突出方面。

《琵》剧的公姑，望儿成功名、耀门庭，同时也期望合家团圆。《金》剧的父母也有同样的愿望，他们一样逼儿子赴试，一样因儿子久别不归而争吵，这是两对人物相同的地方。但《琵》记公婆病死，他们在封建经济支配之下全无出路；《金》剧却让他们另找出路，敢于让媳妇改嫁，这里潜伏着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社会人群中的自由意识的因素，这说明《金》剧受《琵》剧影响，又更有自己的先进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