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钗记》与明代潮州戏剧（一）

《金钗记》是南戏演出本，它出现在潮州，保存于地下，据地我们推测，它当时在潮州流传过一定的时间，并与地方各个剧种不可避免地发生过千丝万缕的关系。

上面说过，本子里有“福建布政使”的提法，这提法与剧情无必然关系，只是留下剧本来自福建的痕迹。同时，墓葬中还有“吉安路胡东石作”的铜镜，这又透露出剧本从江西带来的讯息。那么，这个剧本到了潮州以后，情况怎么样呢？这可从以下各方面进行探索，了解《金》剧所代表的南戏与潮州戏的关系。

青春期的信息

潮州演戏的历史是漫长的。早在南宋，潮州就是一个富庶的滨海地区，生产及交通均较发达，有历史留下的鲜明印记为证。如潮州水东的百密村，集南方各省制瓷工艺之大成，生产有青瓷、影青、黑釉、白瓷等各式日用品，并以通花、贴花、划花、堆花、印花等技艺，出产出各色器物、人物和动物瓷像，有瓷佛像、洋人瓷像、小瓷马、瓷狗等工艺瓷品。这些大宗产品通过韩江出海，销往南洋、中亚以及欧、非各国。又据《寰宇记》载，此地“煮海为盐，稻得再熟，蚕可五收。”可见工农业很发达。在澄海县隆都镇的院埔，曾发掘出一处宋代佛寺遗址，出土窑藏的900公斤宋代铜钱，可见当年寺庙经济的充裕及其庙会香火的兴盛，由此可以想见潮州经济的繁荣。潮州在宋代已建成重要的交通枢纽济川桥（即今湘子桥），州城规模也很大，纵贯南北的大街长达约1833米，商店栉比。韩山上还建起了韩山书院，这是文化兴旺的气象。所以，宋广东提举杨万里在其《揭阳道中》的诗中赞颂道：“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何处，如今风物冠南方。”像这样富庶的地方，文化生活定然不会沉寂冷落，一定是色彩斑谰的。

这个时期，南宋都城临安及其附近的温州一带，开始形成了温州杂剧也即南戏。潮州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戏剧，但各类演出早已多采多姿。如唐代兴建的开元寺和灵山寺，经常演唱中原传来的燕乐、法曲、佛教变文、弹词等。据记载，漳州镇抚陈无光精通音律，倡以“乐武治化”泉潮；韩愈在潮州写的祭神之中，也描写了“吹击管鼓”、“奏音声”的盛况；宋代潮州祭孔时奏的《大成乐》，是由士子或乐工演奏，公元1258年前后，曾有“登歌奏乐者三十四人”的壮观场面。可见作为戏曲的“曲”方面，在潮州是有深厚传统的。除了戏曲的“曲”以外，中原传入的百戏、本地民间的秧歌（英歌）、土著畲族的民歌、旦民（即船上居民）的船上表演、民间的潮州歌册、庙堂的弹唱、乡野的锣鼓、村坊的民乐、儿童的纸影和木偶等等，已经在民间各社不断出现，这种种“做戏”的现象，是孕育后业演出故事性的代言体的戏文的土壤。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龙溪人、漳州知州陈淳在他的《上傅寺丞论谣戏书》中，就曾指出：“此邦陋俗，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日‘乞冬’。群不逞少年，……共相唱卒，号日‘戏头’，敛钱物，眷养优人做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剧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观者，至市裹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闽书》）这段文字表明，从漳州至潮州一带农闲时已经常有优人演戏，“优人”须专供养，演戏也有人牵头筹款，演出形式则于村社内外均可，这是一种普及型的演出活动，是原有漳潮艺百花的自发集结。在分散的、单项的、以地面活动为主的各种技艺表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真正的舞台演出。可见，在南宋时期，潮州已有相当成形的“做戏”活动。但这些“做戏”，不管是宋杂剧，还是诸宫调，都比真正的“淫戏”低档得多。此时所提“淫戏”一词，当指演出时间维持得很长、情节曲折感人、具有相当内涵的舞台综合活动。即使是民生凋敝的元朝黑暗岁月，北杂剧还是在元政权的控制下流传各地，这便为潮汕戏剧活动提供了新的条件，《刘文龙菱花镜》正是元剧目之一。

明朝政权于洪武二年（1368）入统广东，其军队一支经由海路自福建入广东，另一支则经由陆路由江西入广东。据《碣石卫志》载：“洪武年间，卫所戎兵军曹万有余人，均籍皖赣。……先后数抵弋阳、泉州、温州等地，聘来正音戏班。”政权入统，戏班随来，这是处来剧种流入潮州的一个途径。洪武二十八年（1395），海丰捷胜所城等地建固定戏台，其间绕平大埕所城城隍庙前也建起戏台，台前可容千余人观剧。戏台的建造，说明演戏活动的繁荣。明万历甲年间（1584），连海岛南沃的镇城深澳关帝庙也筑起戏台，正对庙门，分前台、后台、侧厢三部分，戏台为贝灰沙木结构，台面宽达约6。7米，从其规模可见戏曲演出的剧目已大大丰富，且戏剧活动更为普及，水平逐步提高。明正德潮阳知县宋之翰传记中，有“生平躬修，率物一廪于礼，凡戏剧之俗、翕然不变”的记载；另也有嘉靖问林大钦“举巍科后，纵情于台榭声伎”，御史陈大器之子“家蓄乐使，其《行乐图》尚存，以往元夜必张挂之”等记载，于此更可窥见明代潮州戏剧繁盛的青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