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希必金钗记》的发现及其面貌（四）

出土的《金钗记》带着十分纯朴的民间文艺气息，它不是一个高人雅士欣赏的“善本”。而且，它还存有不少粗糙的东西，如大量的错别字，把“折”写成“拆”，把“告”写成“变”，把“团圆”写成“专员”，把“堂堂相府”写成“谭谭相府”等等。名称也不统一，有时称刘文龙，有时称刘希必，把外国称为“单于国”，对外国国王直称虏王，地名忽称长安（一出），忽称东京（第二出、十二出），刘文龙官职忽称“三十四都提点”（五十七出），又来个“四川都提点”（六十四出）。同时，又出现好多简化字体，如“凄”简为“西”、“声”简为“麦”，“髓”简为“躬”等。此外，还运用了很多生动活泼风趣的细节和语言，如第十一出把赶考的学生写得很鄙俗，自白道：“大姨小姨都来送路，吃几杯酒醉了，此次赶不迭。”这些都反映出民间艺术色彩，只要便于上演，易于上口唱念就行了，这正是演出本的明显待征。再看剧本末页装订线附近的一行文字：“宣德七年六月[]日在胜圭梨园置立”，那又说明，这个本子是属于戏班（梨园）所置立的，当然用于演出。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明代前期的民间戏曲活动与寺庙的关系，往往结合庙会的经济（墟集）、文化（祭神）活动进行演出，在圭庙经济比较宽裕的情况下，一些戏班可能是依附或从属于寺庙的，“在胜寺梨园”几个字，使我们有可能作出以上的推测。

为了适应演出的需要，剧本后面附录了锣鼓亦和南散曲。锣鼓谱[三棒鼓]和[得胜鼓]，十分完整，[三棒鼓]写明“先点鼓边三下”，鼓谱是“当…冬…征冬……征，独只独只……”；[得胜鼓]则为“角贡正。角角贡正……”等。很具气势。这作为广场戏演出的前奏。或演出中间休息时间的插奏，对振奋观众情绪，颇具作用。至于南散曲[黑麻序]写的是四季歌，春吟杨贵妃、夏歌屈大夫，秋咏牛朗织女，冬赞王祥卧冰，这是在演戏间隙作为曲艺穿插演唱的，意在调整气氛，也很有作用。这些附录的节目，部分地反映了明代演出活动的特有方式以及剧团、剧场的演出状况。同时也为《金钗记》是演出本提供了旁证。

《金钗记》的所有者是谁呢？在剧本封底有两处用小楷书写着“奉神禳谢弟子廖仲”。这应当是剧本所有者的名字，也可能是这剧本所在的墓葬的主人。从墓室中出土的文物看，死者戴的是黑漆麻胎秀才巾，穿的是素净蓝长袍，是民间知识分子的装束，出土的免毫毛笔那么粗大，小块的墨锭，还将小瓷蝶作砚，写剧本用的草纸，从第三十一出纸页上还粘有干枯的谷壳。在剧本的末页，还有大字书写的诗句：“荣华枕上三更梦，宝贵盘中一局棋，市财红粉高楼酒，惟有三般事不迷。”下面又有一首小诗：“一二三四五六七，从此天涯数第一，手奉呈云不敢飞，一声唱入青宵毕。”再有“常言好事多磨天与……”的文字，都是游荡各地的戏曲艺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写照，字体书法也属一般。剧本放置在头骨底下，作为枕子，这应当是墓主人生前最珍爱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枕巾秘”。剧本所有人廖仲可能是一个下层知识分子，或是戏班里从事编导的艺人。《金钗记》这样戏演出本，在我国还未见过，《琵琶记》及《荆钗记》等传奇，虽早在流传，但多经文人修辑，未见过宣德以前的民间演出本。这个演出本的发现，正好提供了明代前期戏曲舞台艺术及戏曲活动情况的实物资料。可见它不是文人雅士书斋里的珍藏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