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治戏曲史的人都知道，最大的难处是形象资料的空乏。当年舞台上的流光异彩，绕梁佳音，皆随时光逝去。留给我们的只有剧本。凭着干巴巴的剧本，想要复原那五光十彩的戏剧原貌，便真叫“巧女难为无米之炊”了。所以，自王国维始，多少代学者研究来研究去，戏曲史也不过戏曲文学史。

20世纪后半叶，戏曲史家把眼光转向了民间调查和考古发掘，无非是想通过这两个途径取得一些更为形象具体的材料，探知那剧本以外的“场上血肉”，使“史”的研究立体化。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则相当艰巨。譬如南戏我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论述《琵琶记》和“荆、刘、拜、杀”的成就，但一论到声腔、表演，便众说纷纭了。弋阳腔到底是什么样？海盐腔为什么未能广泛流传？现在冷冻在祖国乐南一隅的古老剧种：潮调、正字戏、白字戏，究竟是由福建沿海传来？还是由江西陆路传来？进而引至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为何有本质的差别？这些仅仅从剧本或书本上是很难找到答案的。

冷静的人们不敢奢望古代会有什么录像、录音资料传下来，只希望能看看元明时演戏的脚本、唱腔或奏乐的谱子，或者描绘古时候演戏的画图，也就可以助吾辈研究之力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75年12月22日，在广东省潮州市一穴明墓中，出土了完整的南戏《刘希必金钗记》演出本。里面不仅有大量的舞台提示，还有“三棒鼓”等鼓谱；不仅有剧本演出中改编的痕迹，还有剧本流转中吸收的各地语音材料。这宛如从500多年前走来的老人，告诉我们许多至今尚未人知的事情，或者微笑着点头，认可了几代戏曲史家呕心沥血研究出来的成果。

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的出现，对于戏曲史研究来说，不亚于湖北随县擂鼓墩编钟的出土对于音乐史研究的贡献。可惜的是，剧本已经出土15年了，我们对这位古代的朋友却未免有些冷淡。除去做了些整理、复原（校勘）工作外，真正的研究还只在个别老专家（如刘念兹先生等）中进行，未能广泛展开和深入下去，也就是说未能被更多的人所利用。我说的“广泛”是指从剧本、唱腔、语音、乐器、舞美，乃至剧场学、剧人生活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高兴地看到陈历明先生的大作《<金钗记>及其研究》。

陈历明先生是对剧曲十分内行的文物管理专家。正是他的独具慧眼，才能从被坟水沤了500年的一团乱纸中，一页页地揭，一字字地找，终于使这件稀世之宝以本来面目完整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本来明代的书纸传至现代并不希罕，但只有那些纳入封建王朝经典的书纸才能闯过文字狱之关和水火后灾，民间的定本流传下来的就很少了，而被列为下九流内容的戏曲演出本能流传下来就十分困难了。所以陈历明先生整理、校勘，已是首功，现在又由他做全面的研究工作，正是始作俑者而终其成，更为难得。因此，本书的价值首先不仅在陈先生对戏曲史研究中某些观点的论证和独到见解，而是由这样一位《金钗记》专家，把事情的原委讲清楚，以使后来的研究者有所知晓和启迪。

书稿还将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与在潮州发现的其他戏曲（如《蔡伯皆》、《金花女》等）进行比较研究，其中牵涉到潮调、潮剧与弋阳腔的渊源关系。更有益于通晓闽南语、潮州语的学者认真从语音沿习规律上，研究下潮剧渊源的发展脉胳，由此而对潮剧乃至整来戏曲的发展提炼出经验性的结论，使我们整个戏曲史研究变得更加有血有肉有光彩。只有补充这样的材料多了，我国的戏曲史才能突破戏曲文学史的框架，变得丰满起来。此外，陈历明先生根据《金钗记》的出土原件、抄件、临摹本、书影整理，勘校出完整的重校本，也是一项必要而有益的工作。我们期望有更多《金钗记》这样的文物发现！

我们也期望有众多《<金钗记>研究》这样成果的出现！

隗 芾
1990年秋序于汕头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