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剧

潮剧编演现代戏，始于20世纪初的文明戏，以及30　40年代的时装戏，到20世纪50　60年代，现代戏便出现了一个极盛的时期；60年代文化大革命约十年期间，甚至由行政命令禁演古装戏，舞台上清一色的现代戏，这种情况，在潮剧是史无前例的。现代戏之所以能盛极一时，有其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首先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提倡，从中央到地方层层组织现代戏会演，举办现代戏演出月、演出周。如1965年中南区五省在广州举行现代戏观摩会演，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人亲自担任会演大会的领导人，到大会讲话，发号召；广东省几乎每隔一两年便举行一次现代戏会演，各县市为配合上一级的会演也频频举办大大小小的会演，接连不断的会演不但促进了现代戏的繁荣，也使现代戏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其次是政治宣传的需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种法律制度需要建立，百废待兴，需要对群众进行政策宣传教育，现代戏作为一种文艺武器，能起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例如50年代初开展土地改革，颁布婚姻法，在农村各地上演《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现代戏，便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有一个例子，1951年揭阳县开始土改，在揭阳新亨洪厝埔村曾发生一起地主杀害农村干部的血案，潮剧将这一血案编写成《洪厝埔血案》一剧，在农村各地演出，组织农民观看，看后，又组织讨论，引导农民查敌情、查觉悟、查斗志，收到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第三是党政领导人动笔写剧本，如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的吴南生、汕头专署副专员余锡渠、汕头市委副书记陈谦、汕头市副市长张华云、汕头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邢上善、吴伙，以及潮汕一些县、市的文化局长，都先后创作或与人合作创作现代戏剧本；此外，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均拥有一批业余剧作者，遍布城乡的业余剧作者以文化馆为中心，经常从事现代戏创作。领导人、专业剧作者、业余剧作者三方面结合，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现代戏创作队伍，这是50　60年代现代戏繁荣的基础。此外，现代戏能够取得成绩，还有艺术积累的因素。从20世纪初上演文明戏开始，百年来现代戏在潮剧舞台上长演不衰，经过不断的舞台艺术实践，对唱腔音乐、表演艺术等如何与传统的唱做念打结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54年广东省举行首届戏曲会演，潮剧代表团演出两个现代剧《海上渔歌》和《妇女代表》，均获得好评。这两个短剧分别改编自同名歌剧和话剧，但唱腔音乐既有传统的唱腔特点，又有所创新，表演上也溶进了传统的表演艺术而不显生硬，特别是著名艺人洪妙饰演《妇女代表》中的张母，很有生活气息，又没有脱离潮剧的传统表演艺术。

50年代以来潮剧上演的现代剧数以百计，如果从剧本来源看，共有三类，一类是创作剧目；一类是从兄弟戏曲剧种移植过来的剧目，这类剧目数量最多，如50年代的《两兄弟》、《光明大道》，60年代的《夺印》、《箭杆河边》，70年代的《沙家浜》、《龙江颂》等；另一类是从文艺作品，如小说、电影、话剧、歌剧等改编过来的，如《江姐》、《苦菜花》、《许凤》、《柯山红日》、《南海长城》等。　　《江姐》是60年代上演的一出影响很大的现代剧，由郑文风、谢吟、王菲根据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红岩》改编。剧本反映1949年初，重庆沙磁区区委书记江雪琴，带着重要任务赴川北根据地。但由于区委委员甫志高违反地下党的工作原则，在伪装的特务郑碧丹面前泄露了机密，因此， 敌人按时赶到码头， 企图逮捕江姐，幸得地下党的通报，江姐及时离开。甫志高麻痹轻敌，终于落入敌手。江姐离开重庆，到了川北某古城，在城门前发现她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被敌人杀害了。江姐强忍悲愤，继续步上征程。到根据地，江姐会见了华蓥山纵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老太婆不忍江姐承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想暂时不把彭松涛的死讯告诉江姐。但江姐已在路上看到了一切，她强忍悲泪，坚决要求继承烈士的遗志。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江姐被敌人逮捕了；双枪老太婆化装营救江姐，但江姐已被敌人从水路押赴重庆。江姐在狱中，受尽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重庆解放前夕，敌人疯狂屠杀，江姐被敌人杀害了。这出戏的特点是人物刻划细致，感情饱满，其中江姐在城楼前见丈夫被杀后的情景，以及在游击队根据地会见双枪老太婆的场面，人物感情冲突强烈，唱腔优美，声情并茂，十分感人。《江姐上山》一场，也成为锦出戏单独演出。

60年代中期，潮州市潮剧团也曾上演《江姐》一剧，该剧本是根据部队文工团的同名歌剧改编的，也有其特色。　　《万山红》是1965年创作的又一出有影响的现代剧。该剧是根据潮汕山区的生活素材，并参考农民作家王杏元的小说《绿竹村风云》的一些章节创作的。1965年广东潮剧院一团首演此剧时，一团与青年剧团刚合并，艺术创作力量集中，演员阵容壮大，人才济济，像姚璇秋、范泽华、张长城、李有存、谢素贞、陈馥闺等，都在剧中担任重要角色。

《松柏长青》（又名《革命母亲李梨英》），是1958年根据革命母亲李梨英的事迹创作的剧目。李梨英是潮安西坑村人，农家妇女，中共党员， 30年代初参加革命工作，先后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婿为革命牺牲。她为革命事业作了重大贡献，被誉为革命母亲。剧本根据吴南生著的纪实文学《松柏长青》的部分章节创作，叙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战斗在闽粤边区的红三团主要领导人未经请示而接受国民党改编，独立营一大队长又犯左倾盲动错误，遭到敌人暗算，使革命武装受到严重损失。在困难时期主持伤兵站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李梨英， 把伤兵站转移到乌山深处， 克服了缺粮缺药的种种困难，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终于保存了革命力量，坚持到胜利。

与《松柏长青》同时期创作、演出的，还有一个也是根据潮汕先进人物的真实事迹创作的剧目。这就是《罗木命》（又名《党重给我光明》）。罗木命是普宁人，复员军人，1950年在汕头农药械厂当工人时，为赶制抗美援朝用的喷雾器，因电石爆炸，双眼受伤，在基本失明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并改进工具，发明创造，被评为广东省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剧本基本按其事迹创作。《松柏长青》和《罗木命》，都是根据革命先进人物的真实事迹创作的，在剧目彩排时，主人翁就坐在台下观看，这也是这两个戏的特点。

60年代前期，潮剧舞台上曾出现八个被观众称为“专员戏”的现代剧，这八个剧目就是《龙舌涵》、《韩江水》、《滨海风潮》、《翻身院》、《韩江两岸稻花香》、《新娘子》、《莲花姐妹》、《山门坳》。八个剧本，均出自当时担任汕头专署副专员的余锡渠之手（曾用笔名“莫忘本”、“应思源”），故观众称之为“专员戏”。

《滨海风潮》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该剧写1961年，潮汕海滨某生产队因遭受台风海潮的袭击，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遭遇到严重困难。生产队长李小壮束手无策，在他的岳父林老裕和妻子挑唆下，与担任大队总支书记的哥哥李大雄闹分家，并辞去队长之职， 独自外出自找生路。 李大雄是一位立场坚定、 关心群众的好干部，在困难面前并不畏缩，自愿到生产队任队长，带领群众生产自救，挑水洗咸田，使种下的作物获得丰收；同时，又依靠集体的力量，筑成了几十里长的石砌海堤，以绝潮患。李小壮和老裕，经过事实的教育，终于醒悟过来，回到集体的怀抱。该剧由澄海怡香潮剧团首演，演出后很受观众欢迎，后广东潮剧院三团和其它一些县剧团，也相继排演此剧演出。各剧团虽然根据同一剧本，但又结合各剧团具体情况加以创造，形成各自的特色。汕头地区文化主管部门于是组织上演此剧的澄海怡香潮剧团、广东潮剧院三团、潮阳元华潮剧团、揭阳榕江潮剧团，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同一剧目的会演。余锡渠创作的现代戏，思想性鲜明，语言生动，富有地方特色，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创作的第一个现代剧《龙舌涵》，演出后观众对该剧有不同的评价，汕头日报还曾组织过公开讨论，可见他的剧作备受社会的关注。

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潮剧与全国一样，演出了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光辉业绩的现代剧如《彭湃》、《七日红》以及《蝶恋花》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揭阳县的现代小戏创作和演出十分活跃， 比较鲜明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被誉为南国“小戏之乡”。在历年广东省业余戏剧创作评选中，揭阳获奖的现代小戏有《李队长筹粮》、《青竹岗》、《砌鸡窝》、《喜满栏》、《春暖柳绿》、《中秋泪》、《牵牛撞马》、《何老大荐贤》、《白兔嫂买鳖》、《理该如此》、《雪中送炭》、《大吉利市》、《打铺窗》、《李进才的婚事》、《王正卖灰》、《牛嫂求医》、《一场美梦》、《风雨中秋》等；获奖的现代大戏有《恩怨宋家妇》、《相思店》、《月儿几时圆》、《骗婚记》、《牵猪郎》等。其中《李队长筹粮》获国家文化部举办的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农村艺术会演优秀剧目奖，《恩怨宋家妇》和《大吉利市》分别获文化部举办的全国首届农村业余戏剧创作二等奖和全国农民戏剧作品评选丰收奖。

除了揭阳业余现代小戏独领风骚之外，潮汕各专业潮剧团也积极创作演出现代戏。1981年潮安县潮剧团的《回唐山》，获广东省专业戏剧创作剧本三等奖；1983年揭阳潮剧二团的《招才进宝》，获广东省专业戏剧创作剧本三等奖；同年普宁潮剧二团的《三门亲事》连演一百场，获汕头市文化局嘉奖；1984年普宁潮剧一团的《金龙银凤》参加首届广东省艺术节演出，获优秀剧目奖；1986年揭阳潮剧团的《千金女》参加第二届广东省艺术节演出，获编剧三等奖；1992年广东潮剧院二团的《三香茶店》参加首届广东省戏剧节演出，获优秀创作剧目奖；1997年广东潮剧院二团首演《老兵回乡》，1998年获“中国曹禺戏剧奖·剧本奖·提名奖”。

进入90年代，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发生了变化，现代戏的演出，已没有昔日的辉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