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花朝戏（1）

花朝戏是发源于广东省紫金县山区的一个地方小剧种。表演纯朴、粗犷，带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当地群众誉之为山沟里的“山茶花”。花朝戏是在“神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有近百年历史。

明末清初，紫金山区病疫流行，为了驱邪镇妖，乡间到处立庙祀神，一些民间巫师三五结班走上神台进行祭祀活动，由一个巫公拿一面小锣，扮成和尚（飞虎大将），另一人扮作女旦，一手拿牛角或一把铃剑，一手拿一小手帕，边歌边舞请神遣将以保平安，这种活动形式，人们称作“神朝”。由于音乐唱腔颇为悦耳，表演轻盈多姿，颇受观众欢迎。

光绪末期，巫师叶春林（监生，家在永安县岩前鹧鸪塘，由于家贫学做觋），根据客家地方风俗习惯编撰了一些民间故事，并从山歌小调中汲取素养，丰富了唱腔，在“神朝”祭祀完毕后进行演唱，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从此，逐步吸收民间艺术和姐妹剧种的一些东西，使这种表演丰富起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花朝戏曲艺术。因此，叶春林的演唱班子，就是紫金县（即原永安县）第一个花朝戏班子。

花朝戏问世以后，由于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经常被请出外乡演唱。哪里筑庙立宇，花朝戏就演到哪里。早期的花朝戏演出条件很简单，五至七人即可演出。演出程序一般分为三段：一是开场锣鼓（即八音闹台）；二是头出朝（即“神朝”形式）；三是有故事情节的花朝戏（多为下半夜演出）。

新中国成立前夕，花朝戏备受反动派的摧残，有些花朝戏班子由于演出讽刺地主、官府的戏，遭到禁演，艺人被抓去坐牢；有些花朝戏班子被地主豪绅毒化和利用，使之变得黄色下流，为他们开赌场服务。乡人不准妇女去看，艺人被咒为“下九流”，社会地位极低，因而纷纷改行，花朝戏这朵花几乎凋谢湮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花朝戏又获得了新生，1956年，根据花朝传统舞蹈、唱腔，整理出《八十老翁跳花朝》（歌舞），反映了农村中经过土改和合作化之后呈现的新气象，在汕头专区和广东省的业余群众艺术会演中获得好评，并由华南歌舞团加工后，带到北京参加全国业余文艺会演。从此，花朝戏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同年成立了紫金县花朝艺术研究小组，并组织了巡回演出团队。1959年成立汕头地区紫金县花朝剧团，挖掘整理了二十多出花朝传统剧目，创作了八十多个现代和古装的独幕和多幕的花朝戏，曾四次参加广东省会演。

花朝戏从光绪末年开始经历了四代，涌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花朝艺人。如叶春林（第一代班子）、叶石麟（第二代班子）、叶木养、钟甲先、余南育（第三代班子）等，现在的花朝剧团是花朝戏的第四代。

抗日战争前夕，是花朝戏的极盛时期，全县有十九个花朝班子，一百多名艺人，其中还有不同流派。叶春林的班子活动范围最广，流行于紫金、五华、河源、惠阳、惠东、揭阳、丰顺、兴宁、海丰、陆丰等县的偏僻山村。

新中国成立后，花朝戏发展得更快，流行得更广。1961和1962年，曾到汕头市区演出，当时《汕头日报》曾将花朝戏、山歌剧、采茶戏作为客家戏专题发表有关评议文章。1980年前后，紫金县有两个专业班子，业余花朝剧团则有近百个。花朝音乐唱腔已流传到广东、江西等省客家地区。有些兄弟剧种、剧团亦演出花朝戏。

花朝戏的传统剧目大约有一百五十多出，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也有一些历史题材故事，较为突出的是取材于当时的现代剧，如《过外洋》、《婆媳之间》等，均具有旧民主革命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整理了一批内容健康、艺术性较好的传统戏，如《卖杂货》、《三看亲》、《双检菌》、《双进房》、《秋丽采花》等。同时也创作了一批现代剧目，如反映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大型花朝戏《苏丹》、反映生产斗争的多幕戏《紫云英》、《红石岭》，均分别参加广东省专业文艺会演。此外还有花朝歌舞《八十老翁跳花朝》，小戏《送菜》、《大年夜》、《田队长摆宴》以及各种表演唱，使花朝戏获得了新生。

传统戏多半是演一些男女爱情故事和表现劝世的内容。《卖杂货》是写浪荡成性的董亚兴，家道中落沦为货郎之后，仍不改本性，到处寻花问柳。一日卖货至杏花村，遇一村姑，妄图调戏，岂料村姑即董之结发妻贤英，因生活无着，流落至此，贤英见亚兴仍未改前非，伤心已极，乃重责亚兴，使之丑态百出，扫兴而去。此剧演出后，鞭挞了一些游手好闲、作风不正派的人，起过一定作用，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苏丹》内容写紫金县革命烈士、女共产党员苏丹于1948年秋接受党的任务，到碧河村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历尽艰险，英勇不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此剧创作于1959年，是花朝戏上演的第一个现代剧目，演出了两百五十多场，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1963年11月，《苏丹》参加了广东省文艺会演，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剧目之一。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怀花朝戏，会演期间，在广州亲自接见了《苏丹》剧组的主要演职员，并询问了花朝戏的衍变和发展情况，极大地鼓舞了花朝戏从艺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