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上海的潮剧热

1983年4月，潮剧院一团到上海、杭州作巡回演出。这是潮剧自1959年之后，相隔24年，第3次沪杭演出。

这次演出剧目，有《张春郎削发》、《金花女》、《王熙凤》3个长剧，和《井边会》、《柴房会》、《闹开封》、《闹钗》、《回书》、《梅亭雪》待6个折子戏。4月21至25日，在杭州（胜利剧院）演出4场。回途，经福建漳州，在漳州作短期演出。

潮剧这次在上海演出，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戏曲不景气、卖座率不高的情况下，掀起了一股“潮剧热”。演出16场，场场爆满。其卖座盛况，大大出乎主管部门的意料。中国剧场的经理，开始担心票卖不出去，影响剧团声誉。后来却愁票不够安排，要票的人太多了。据报载，上海有40万潮州人，他们对20多年一遇的家乡戏，格外亲热，购票最踊跃的，当然是潮州人。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郑重，在《文汇报》上发表《黄浦江畔听“潮”记》一文，对此有所描述。文章说：

潮剧团给上海带来了“潮剧热”。剧场里，台上台下，洋溢着潮州的声音。来看戏的人真可谓扶老携幼，摩肩接踵。一痊姓陈的潮州人，家有年逾古稀的老母，想看戏，三次跑到售票处都买不到票，回家怕伤了母亲的心，不敢说没买到，就安慰老人“慢慢买”。最后无法，他只好写信给剧团。剧团给他弄了票，那位快要50岁的潮州汉子激动得掉泪了。连说：“这是为母亲尽的一点孝心”。……

作为戏曲艺术，仅有一点乡音，就能调动潮州人的乡情吗？潮州戏曲年以能打动那么的观众，用潮州人的话来说，那是“好戏一来，神魂飞落”。

这股因观众购票拥挤，把剧场附近马路堵塞、车辆受阻，不得不出动民警来维持交通秩序的“潮剧热”，在演出的最后一场，达到高潮。上海《新民晚报》有一则如下的报导：

由广东潮剧院一团来沪演出而掀起的“潮剧热”，持续半个月，昨晚达到高潮。中国剧场加售平时不开放的3楼250张戏票，还有人在场外等候退票。昨晚是这个剧团在沪的最后一场演出。

剧场经理告诉记者，中国剧场拥有1420个座位，平时完全可以满足观众要求。开放3楼座位，几年中只有两次：一次是1980年宋长荣来沪（淮阳地区京剧团），一次是1982年高秀英来沪（江苏省扬剧团），这次是姚璇秋演出的第三次开放。

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和知名人，其中包括宣传部长、文化局长、文联、剧协、《上海戏剧》、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艺术研究所、越剧院、昆剧院，以及新闻出版界的负责人；袁雪芬、李玉茹等知名艺术家，也分别从外地归来到剧场赶看演出。画家程十发、沈柔坚，戏曲专家蒋星煜，分别作画赋诗赞誉。“潮剧热”远远不局限于潮州人间。《黄浦江畔听“潮”记》一文中，还定道：

“‘潮剧热’不只是出现在潮州人当中，这股热流也感染着上海戏曲界的非潮州人的上海观众。有的戏曲演员从外地演出归来，以看了一场潮剧为快事。京剧和昆曲的几位名丑，想从潮剧丑角这一行当中借鉴一些东西。其实潮剧丑行中有许多也是当年从昆剧丑行学的，他们学了之后加以发展和创造，演变成为潮剧丑行的绝妙之技。看来，潮剧不只是潮州人的戏，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潮剧’，是中国的潮剧，谁看了潮剧，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的。”

二是一些前辈老朋友，与潮剧再度会晤，重叙旧谊。潮剧1957和1959年两度到上海演出，一些演员向上海戏曲界的前辈拜师学艺，结识了不少朋友。这次相隔多年之后，一些师徒或朋友再度相会，格外高兴。1959年姚璇秋曾向京剧魏莲芳老师学习水袖和表演身段，姚璇秋终生不忘。这次到上海，她请了魏莲芳老师观看演出。看逾74高龄的魏莲芳，看了演出后，还登台向姚璇秋表示祝贺，并请她到家里作客。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欧冠云，1959年潮剧到上海演出时，他看了姚璇秋主演的《辞郎洲》和《松柏长青》，并向她采访，写了一篇《红豆花开》的采访记，刊于当年11月的《新民晚报》。这次潮剧到上海演出，欧冠云因右手中风不能执笔，已没有采访任务，只在报社主持撰稿工作。但他看了姚璇秋的演出后，作为一名相识的朋友和记者，还是亲自到剧团与姚璇秋晤面，再作一次采访，并写《重访潮剧演员姚璇秋》一文工，作为相隔24年的《红豆花开》的续篇，刊于《新民晚报》。文章说：

“姚璇秋今年47岁，1959年那次来沪时，记者曾访问过她。她娓娓地介绍了她为何扮演能文善武的了壁娘和革命妈妈李梨英。当时还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演员，如今已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潮剧表演艺术家。上次，我们全用潮州话对讲，现在她已能说一口普遍话了。她至今仍忘不了早年参加老正顺香班的开蒙戏《扫窗会》和《玉堂春》。特别是《扫窗会》的王金真，为她的青衣唱工艺术奠下了基础。”

程十发、袁雪芬、苏石风等几位艺术家，他们也是潮剧的老朋友，观看演出后，都邀请一些演员到家里作客，谈论艺术，重叙友谊，使这次潮剧沪杭之行，内容更为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