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剧史籍《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一）

1936年，历史学家向达先生在《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1936年10月出版），发表《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一文，第一次在国内介绍英国牛津大学所藏的潮剧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即《陈三五娘》）。书名全题是《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向达先生见到的这个明本“最后一行上有残缺，不能知道此书究竟刊于何时，就字体和插图形式看来，类似明万历左右刊本。”（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先生在牛津大学首次发现的这个刊本，虽然未能确定年号，但它的存在，为潮剧历史源流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20年过去了。1956年，梅兰芳、欧阳予倩先生率中国京展览厅团到日本访问，在日本又得到潮剧两本明刊本，这就是藏于日本天理大学，与存于牛津大学同一版本的《班曲荔镜戏文》，和原东京长泽规矩也博士所藏，现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明万历刊本《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天理大学所藏的《荔镜记》刊本，比牛津大学所藏刊本完好，卷末有刊行者告白：“重刊《荔镜记》戏文，计有一百五叶，因前本《荔镜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名日《荔镜记》，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去耳。嘉靖丙寅年。”证明牛津大学的藏本，就是明嘉靖丙寅年（公元1566年）的刊本。1959年，梅兰芳、欧阳予倩先生把日本得到的影印本，赠广东潮剧院，可惜的是这两部国内未见刊行影印本，毁于“文化大革命”。

《荔镜记》卷末的刊行者告白称：“因前《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说明在将潮州、泉州两地的演出本揉合而成的《荔镜记》刊行之前，已有名为《荔枝记》的刻本刊行。那么，《荔枝记》的内容及刻本的面貌如何，是潮剧研究者所企求探知的。1964年，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任、汉学家龙彼得教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刊于明万历辛已（公元1581年）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这个“新刻增补”的《荔枝记》，是否就是重刻的《荔镜记》所依据的原本，不得而知。但如果《荔镜记》因夹有泉州方言而不是纯粹潮剧本的话，那么，这个《荔镜记》却是纯粹用潮腔潮调演唱的潮剧本了。这个刊本与《荔镜记》刊本相隔15年，说明差不多同一时期，在潮州、泉州地区，有两个不同的演出本子同时流行。《荔枝记》除在人物刻划、情节安排与《荔镜记》有所不同外，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刊本的首卷，刻有“潮州东月李氏编集”，地方戏曲刊本向来不登大雅之堂，戏曲编者也多不署名，而这个刊本，却把编者的姓名也刻上了。

1958，揭阳县渔湖西寨村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在一座明墓中发现了《蔡伯喈》戏文抄本，共两册，计“总纲”一册。小生自己使用的“已本”一册，正页中有嘉靖二字，是明嘉靖年间潮剧艺人演出的手抄本。抄本除有艺人演唱时所作的符号外，与元本《琵琶记》比较，宾白中还夹杂不少潮州方言，据戏曲专家考证，这个出土的抄本，与清初陆贻曲钞校的《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基本一致，是同属‘元本’范畴的一种珍本”，“是继陆钞‘元本’和‘巾箱本’之后的最新发现的第三种‘元本’《琵琶记》”，“是迄今所保存下来的时代最早的一咱戏曲艺人舞台演出本”（见刘念兹：《嘉靖写本《琵琶记》校录记》）。

1957年，在潮安县凤塘山西山溪的明墓中，又出土一本《刘希必金钗记》，计戏文67出，附有锣鼓谱“得胜鼓”，“三棒鼓”和南散曲“黑麻序”四支，咏唱春夏秋冬四季。卷末题为《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卷终下》，戏文第四出左边有“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九字一行。卷末有“宣德七年在胜寺梨园置立”十一字一行。戏文中间有朱笔圈点的演唱符号，宾白也夹杂不少潮州方言，是为明宣德年间潮剧艺人演出抄本。据考证，这个出土本，“是宋元时期南戏《刘文龙》明初在南方活动的一个实证”，“是一部宋元时期南戏剧本的遗存，保持了宋元南戏的艺术特色”，“是一部早已失传的著名的宋元南戏剧本，在戏曲文献宝库中，是罕见的海内孤本，是建国以来戏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见刘念兹《宣德写本《金钗记》校注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