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令与军令

“戏令”——指旧戏班（建国前）和剧团（建国后）的纪律和规章制度。建前旧戏班之严格，非常人所能想象，我也是听老艺人的描述才有一些了解。建国后，新型的剧团也同样要求人人遵纪守法，违者则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军令”——指军纪严明，一切行动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我国古代伟大军事家孙武有关“三令五申”的故事中，就要求要服从命令，服从铁一般的纪律，若有违抗者，哪怕是皇帝的爱妃，也照样杀头。

那么，演戏难道也要像军队一样严格吗？回答是肯定的。要不信，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一、取消放假 春节慰军

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每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是剧团本年度的最后一场演出。剧团平常没有休假，只有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到除夕这一周假期。二十四日一大早，大家便可回家与亲人团聚，大家各自购买一些年货，准备回家过年。

有一次，怡梨潮剧团在澄海莲阳演出，名丑陈清泉师傅家住饶平县典岗镇东界神前村，距离演出点很远，途中必须转二、三次车才能到达老家。农历二十三晚上，陈师傅没有演出任务，经团批准同意他提前回家。午饭后，陈清师带着行李（包括年货），离开剧团乘车前往饶平。谁知先不走、慢不走，偏偏就在他起程不够一个小时内，剧团接到上级通知：“有慰军任务，取消放假”。团长通知，全团紧急集合，并把电报的内容向全团宣布。全团演职员异口同声地“哗！”这一声的反应极其强烈，大家最着急的是“肥伯”回家了。有人说：

“马上到车站看看”。剧团立即派人赶到车站，可车站负责人说：“车刚刚开走会儿。”陈木城团长闻讯，亲自打电话到黄岗车站，嘱咐站长告知陈师傅，说：“有紧急任务，马上回团。”（在１９５７年那个年代，打电话是多么困难啊！）站长回话说：“车还未到站，待车到站，一定照办。”

吃过晚饭后，还未见“肥伯”回来，大家都很焦急。有人在戏院门口，有人则站在大路边翘首等待……几个小时后，终于见到“肥伯”背着沉重的委李、风尘仆仆，把要带回家的年货又背回剧团。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二、一听“戏令” 脱下孝服

“文革”期间，所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通通被称为“封资修”文艺黑线或毒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1968年冬，潮剧院所有干部、演职员95%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实行军事管制。

1969年至1970年间，在市“革委会”领导下，召集10多人先搞“戏改”。这些人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原40军文艺宣传队干部麦飞负责。麦飞同志转业后历任汕头专署文化科副科长、科长、文化局副局长，1970年成立汕地区潮剧团时任副主任兼导演。潮剧首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便是麦飞局长执导的。麦飞局长有雷厉风行的军人气质和说干革命就干的部队作风，导演手法新颖、想象力丰富，曾导演过古装戏《金花女》、《金山战鼓》、《白免记》、神话剧《宝莲灯》、现代剧《豹子湾战斗》、《震山鼓》、《南海长城》等，作品独具一格，深受好评。

那年有一位男演员叫吴惠烈，毕业于汕头戏曲学校（演老生行当）。他嗓音条件很好，音质坚实、宽厚、宏亮， 扮相和身高都恰到好处。在《沙家浜》一剧中，他扮演一名叫阿福的群众角色，他的戏大约只有十句左右台词。但凡有群众场面的戏，他都在场。

某一天，吴接到父亲去世的不幸消息，向领导请假回老家（揭阳曲溪）办理丧事，恰好没有演出任务，领导答应他办完丧事即回团。吴走后一两，剧团突然接到“有演任务”的通知。那时，除吴一人请假外，其他人都在汕头。剧团立即打电话到曲溪，通知吴马上回团参加演出，但吴家空无一人，领导决定派一个人骑摩托车到曲溪找他（1970年要找一辆摩托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骑车人接到任务后，以赛车一样的速度疾奔吴家，却扑了个空，询问邻居后，才知道吴全家人都上山送葬去了。骑车人详问路线后，又直奔山上去，见吴穿一身孝服在坟前祭拜其父。骑车人把奉命而来的目的和任务告诉给吴知。吴听后，二话没说，脱下身上孝服，擦干泪水，坐上摩托车的后座即回汕头，参加当晚的演出。

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特殊情况，不胜枚举。许多前辈艺术家默默无闻，为潮剧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后来人也为潮剧艺术事业贡献了他们的青春和真诚。这些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