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新秀 >> 林鸿飞>> 正文 让历史人物重现于戏曲舞台 ——导演潮剧《袁崇焕》的一些体会 中国戏曲从表演、导演、唱腔、音乐以至化妆和舞台美术都有一套完整的表现程式。这些程式既是表演都敷演故事，塑造舞台艺术形象的手段，也是观众审视戏曲舞台的习惯和美学定向。 但是，因为中国戏曲一形成便的传奇自况，所以虽然它表现的大多是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然而总难免夸张和变形，有些甚至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大概是这个缘帮吧，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便有了新编历史剧这个命题。虽然，对这一命题，至今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学术界定，但是，贴近历史真实，艺术地再现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似乎已成为戏剧界看待这类题材的作品的共识。为些而作出的种种探索努力，也不同程度地为观众所接受。 潮剧《袁崇焕》就是一部贴近历史真实的剧作。如何排好这部剧作？怎样才能在潮剧舞台上重现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又能被观众所接受呢？作为导演，我首先抓住人物塑造这个关键。 《袁》剧的人物众多，然而袁崇焕和崇祯皇帝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全剧正是围绕他们两人，间接或直接的矛盾而展开以至结束。无疑，塑造好这两个人物的形象，便是关键中的关键。 在历史上，袁崇焕是个集保人和统帅于一身的儒将。在剧本中，剧作者着力描绘人物这特征。不过剧作者更致力于人物个性鲜明，感性强烈的性格特征。因此，同样是忠君爱国，他既不同于宋朝的岳飞、文天祥，又迥异于同一时代的史可法。他爱国爱及深沉，爱及近“痴”；忠君忠而不愚，敢怒敢言，敢于犯天威。报国的痴性和性格的刚直，也就是这个人物的个性特征。 在作者笔下，崇祯皇帝是一个思想十分复杂，性格多变的君主。他既不是酒色之徒，也非庸俗无能之辈。他宵衣吁食，日理万机，想扭转明朝颓败之势，做个中兴之主。然而，他却多疑尚妒，刚愎自用，反复无常，残忍自私。 我认为这些刻划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换句话说，剧本的描绘的人物形象有历史的可信性。 以袁崇焕的“痴”和“直”，对崇祯的多疑和残忍。必然会产生性格碰撞的火花：这就是戏剧矛盾之所在。 如何运用戏曲的程式塑造好这两个人物？表现戏剧矛盾冲突呢？怎样使剧本立体化？使舞台上的人物既感人，又可信呢？ 上面说过，戏曲和程式本来就是夸张，甚至是生活的变形。一般地说，给人的虚假的感觉，过分的夸张易削弱艺术的感染力。但是，戏曲表现艺术离不开程式，没有程式的戏曲表现也背离观众的欣赏趣味。出于这样的思路，我把握住适度的夸张，但不变形这一原则，作为我导演《袁》剧的手法。实践证明，这样做，在舞台上既出效果，又能被广大观众所接受。 下面我以“罗浮复出”，“狱中写书”，“清夜论死”，三场戏为例说明。 第一场“罗浮复出”。帷幕一拉开，袁崇焕这个战功卓著，叱咤风云却遭魏党贬逐的人物，面对着这个风景如画的罗浮山，却无心赏景，闷闷不乐，摇头吧叹气！我有意让景人反差，形成对照。当道士劝他抛弃尘俗出世修道；夫人劝他：“从此林泉息老影，清风明月是知音。”时，我给人物来一个苍笑，开扇转身，面对着奔泻的瀑布，慨叹地发出：“国家多多身无了，徒作浮生寄世人。”体现他此时人闲心不闲，深藏隐忧和报国痴性。当朝廷连降三旨，催他回京述职并听到崇祯一登座，便应天顺人，除却魏党，是个英明之帝时，我让人物在石登上一弹而起，下意识地冲至钦差跟前，恭敬受命。但一看到钦差这哈巴相，一想这与魏党等小人何异，便把他蹊落一番，坚辞不爱皇命。这一下意识之“举动”，我无异是是要使袁的报国痴性流露，让观众能从中看出端倪。当苏女飞骑万里，带来了辽东旧部“连天烽火能思君”的书信时，我给人物来了第一个“冲动”，往空中丢掉“法闲”的手中扇，反袖，趋步上前，用颤动着的手接过书信，亮相，配上铿锵有力的弹拨乐器和践锣鼓点，饱含激性、从慢到快，一口气读完书信，然后拿着书信，对着充满同情和理解的夫人、道长、心如火燎地唱出“弟兄新战死，我身愧独存，国耻臣心在，胸问涌风云”的痴性心声，不顾道长及夫人的劝阻，拉着苏女之手，毅然单前效命而去！ “狱中写书”一场，是“袁”剧的次高潮。作者在这一场中，比较集中刻划袁崇焕的报国痴性。必须通过提炼一些细节，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写书”事件加以开掘来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以袁、叶之间浓重的大要性，开展袁在家与国关系上的激烈矛盾；解救京师，却被崇祯锒铛下狱。变故，没有使他改变初衷，迫害，不会减弱他的报国痴性；当钱龙扬来报京畿危急，奉崇祯皇帝之命，欲袁书召愤于临然夺帅举兵奔出关外的袁部辽乐兵时，袁痛切地意识到部属这一行动的严重后果，却忘记了自已身在囹圄，情不自禁地引起他要亲自领兵举将保江山的“冲动”，这是报国痴性的迸发点。我组织了一段戏曲表现程式，用跨腿，撩裆，甩袖变双趋步转单腿鹞子翻身，然后连人带镣，扑到在牢门台阶上，当夫人扶起了他，拿起锁练一声“官人，你忘了！”他才醒悟过来，发出“我真痴”的自我感叹！这样既形象地体现了袁的报国痴性，又使人们感到袁跳动着的脉搏是同大明江山存亡连结在一起的。“写书”，明知此举更会招致崇祯的疑忌，必死无疑！但他却用：“心碎不忍江山碎，一身甘负万重罪”的誓言以身许国。排练时，由于剧本过份地侧重强调夫妻感情，出现了二次跑求夫人让他写书章节，考虑到表演过于哀恰，悲切和不必要的重复，对叶夫人后来应允写书过显于勉强。所以我把它改为一次，因为，袁的跪求，不是单一的夫妻情，而是以国家，以民族的感情为出发点，是不为皇室为天下的举动，使这一举动显得更有典型意义和份量。袁用这一跪，感召了夫人和在场的钱龙扬，擦干眼泪，毅然扶起夫人，一言不发，在身上撕下一幅罗裙，以示允求和支持，钱龙扬往台中一跪：“就在老朽自上写吧！”袁即咬破手指，以指代笔，以裙代纸，以背代桌，组织了一个既动人，又是有美感，也符合“监狱”特定环境的艺术造型，形象地成全了袁的报国痴性。 “清夜论死”，这一场是全剧的高潮。同样的死，袁却死得与众不同。死得有性格，有思想，有境界，使人产生崇高感。 这场戏的特定环境是大理寺，锦衣卫大堂，是一个专使阴谋诡计，制造冤案的罪恶场所。也是袁崇焕对“死理”追求的性格展示与崇祯皇帝对“生路”设置，残忍，自私展开正面矛盾冲突的重点场。为了排好这场戏，我与舞美设计人员共同研究，敲定，在舞台上设计了一幅高大黑色的大屏风，屏风上面有一只眼睛闪着绿光的老雕，显得凶残、狰狞、咄咄逼人；舞台的另一侧设置了一个大平台，直面恐怖的监狱；天幕上出现一轮明月，皎白中天。着意描绘崇祯皇帝的奸伪，残忍；渲染袁崇焕“男作当为天下死”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形成景与人善与恶，动与静，丑与美的鲜明对照。 在这场戏里，崇祯皇帝知他中敌反间计，冤捕了袁崇焕。但又不肯改正，为了维护他那不可俞越的皇权和所谓的“至上天威”。以香醇美酒劝袁将差就差苦认罪，提出了生理，希望从中求得自我开脱。袁崇焕却不愿听从皇帝之摆布，屈节而生，宁愿以“直道直行报君国”，为天下而死；展示他俯仰无愧的坦然心境和愿对明而终的高风亮节。 袁一出场，我让他怀着“必死”的信念，见到皇上，不行往日君臣礼，只捎上一眼，让后往椅上坐下。这一“举动”，让崇祯极其感介。当崇祯下座特地为袁斟酒、劝酒时，袁手执酒杯，面对着明月，发出了“杯中既盈月光，又映刀影”！一语道破了崇祯的“天机”。崇祯却以“太祖审讯叛臣之时，也曾赐以金杯，座后列剑”加以比喻。此时，我让袁斟满香醇的手中杯，往崇祯面前一洒，然后甩还酒杯，朗朗大笑。体现他那刚直、视死而归的性格，使品性残忍，自私的崇祯处于极为难堪境地。 当苏女面斥崇祯，崇祯恼羞成怒，决意斩杀苏女时，袁却以临刑之身加以保护。我让崇祯皇帝一脚踏在椅上，怒视苏女，与闪着绿光眼睛的背后老雕相互映衬，苏女被四个锦衣卫腾空架起，袁崇焕在台上，伏地哭求；形成边峰突起，中坳宽敞突击，富有戏曲色彩的艺术造型场面。袁崇焕声泪俱下地用：“辽东兵将，派她哭疏皇廷，若忍杀来人，必致使军心绝望，激成汹涌之变……”。一做痛切陈言，使得崇祯皇帝汗流夹背。苏女可赦，但袁崇焕得杀，不杀崇焕，无法维护崇祯皇帝他那：我一言九鼎。“何物不随我方圆”的“至高天威”。随之，不惜以残忍的手段冤杀袁崇焕，铸成千古奇冤，从而导致了整个朱明皇朝的灭亡！ 由于“袁剧”，是一部贴近历史真实的作品。在服装上，我以戏曲舞台上的宋明服装为基础，加以改良和革新，保留水袖以利于舞蹈与戏曲程式表演。 化妆造型上，人物没有脸谱化，运用话剧沾贴鬓手法，略加夸张渲染，使外型塑造上，较接近于生活，以增强真实和可信性。 舞美上，运用虚实结合的中性布景，注重环境气氛的渲染和人物的烘托与映貌。 从音乐上，采用了配器，增加定音鼓。从而加强了音击乐和唱腔的厚度，力度与份量。力求使潮剧《袁崇焕》在戏曲舞台上，得到艺术风格的统一，让历史人物重放光彩。 林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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