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色彩与文化人格

——《李志浦剧作选》读后

林克欢

纵观李志浦的剧作，改编者十之八九，因此似乎可以说李志浦的学问与才情，主要是改编的学问与才情。改编有利有弊，利是有旧本可作依托，而弊却也是旧本的限制。新创作是在限制中的自由翱翔，剧本改编更像带着镣铐跳舞，非高手不能别出手眼，点石成金。

李志浦自幼失学，写作全靠刻苦揣摩，俭学偷师，融会贯通，卓然成家。长期在剧团工作，与艺人朝夕相处，熟悉观众心理，使他的剧作情节性、趣味性极强。他的戏几乎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有扣人心弦的悬念和奇中见巧的戏核。如张春郎削发》，写一个行将成亲的少女将自己的未婚夫削发为，真是十足的奇巧。先写张春郎为一睹未婚妻双娇公主的芳颜，装扮成献茶小僧；而后又写为了劝未婚夫回心转意，双娇公主装扮成游方僧，竟然骗得张春郎的信任……均非凡俗生活所常见。又如将流传已久的孟丽君姐妹易嫁、两女成亲的故事和穆桂英阵前招亲的佳话编成戏，这些戏的情节主线都近乎无奇不传的传奇。正是奇异的故事，大起大落的跌宕和情节陡转，引发观众的期待与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在与人物同命运、共呼吸的情感激荡中获得观赏的愉悦。

一个奇异的戏剧故事固然能引起观赏的兴趣，然而故事的奇异并不是戏剧成功的标志，更不是戏剧的目的。只有当奇情异趣能够表现人的生存处境，传递各种各样关乎人、人生、人类前途的思索时，它才有在舞台上存在的价值。

老舍的《茶馆》，第一幕写太监娶妻，第二幕写两个男人（逃兵）合计共买一个老婆。在旧时代，卖儿鬻女是司空见惯的悲惨事件，然而将亲生女儿卖给阉者为妻，无论是卖女的老汉还是被卖的少女，其命运都较之一般的骨肉分离的不幸者更悲惨、更严酷、更耻辱。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叙述一个善良的*女（神仙所选中的天下唯一的“好人”），在行善的同时不得不装扮成另一个男人作恶。对行善的*女来说，社会太险恶了，险恶的社会容不得一个善良女性的存在，无穷无尽的善行和深广的善心也拯救不了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社会。这两出戏都写了奇人奇事。前者通过奇异的事件，写了一个没落的时代和一个时代的没落；后者通过亦善亦恶的*女这样一个奇人，写了人性的堕落和对堕落的社会的深深失望。这些异乎寻常的戏剧故事都蕴含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李志浦是一个艺术实践者。他可能缺少理论的自觉，然而他透过对经验世界的感悟，突破生活的表象和故事的外壳，将剧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志浦十分明了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中，封建皇权意味着什么。在《张春郎削发》中，皇帝道：“须知佛门也归皇门管，佛法也随王法可方圆。”在《穆桂英》中，八贤王赵德英问：“军法怎比皇权？“佛法、军法在皇权面前均化为儿戏，道统更不足于与政统对抗。封建时代的士人能与皇权、封建正统抗衡的，唯有对“道”的信仰和“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力量。因此，张春郎的犟脾气，就不仅仅是个性的问题，也涉及敢于与皇权、与封建正统抗争的人格光辉。

《张春郎削发》应该说是李志浦迄今写得最好的一部剧作，其尖锐的戏剧冲突不是仅仅停留在故事情节的层面，而是充分地性格化了，使戏剧冲突转化为性格冲突，让张春郎与双娇公主这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在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性格冲 突中，焕发出个性的光彩，自然而然地呈露出剧作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底蕴。

性格化是戏剧、小说、电影、长篇叙事诗等叙事作品塑造人物极为重要的课题。别林斯基认为，戏剧的主要因素是“人的性格”。现实主义的戏剧更以“事件——性格”为核心，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并以典型性格为极致，为戏剧画廊留下了无数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削发”一场，双娇公主的娇艳与骄横，张春郎的俊逸与轻狂；“寺会”中，双娇公主从娇媚、骄矜转为慕恋怨忆，张春郎从狷介、执着到回心转意，皆不同的个性使然。作者紧紧扣住“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这一行之有效的现实主义方法，使情节发展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又合情合理，在性格碰撞中将戏剧推向高潮，完成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写尽一对青年男女从结怨到释嫌的细微过程。

传统剧目讲述的，多是一些忠臣孝子、烈女节妇或世俗性历史人物的故事，一个明显的缺憾是，角色多是似曾相熟的类型人物，有时甚至仅仅作为道德符号或道德载体而存在。因此，《张春郎削发》的经验是值得重视和总结的。

有的评论者批评《张春郎削发》的主题朦胧、模糊、不鲜明，从而认定它缺少教育意义，却不明白预先设定直露的主题，极容易把复杂的生活和复杂的人性简单化。艺术所追求的东西，是辽阔、深邃的人生境界和博大、恢弘的精神价值，是人生的指向性和历史的启示力，简单、直露的主题往往存在将当代戏剧降低为看图识字的危险，也限制、代替、取消了观众思考的乐趣。在《张春郎削发》中，削发——赔发——结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事件，自身充盈着无限情致，蕴含着多种意义，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理解。从黑白分明、忠奸立判的人物模式和浅白直露的道德说教，转向对更丰富、更深远的人生境界的揭示和对贯通古今的人生哲理的领悟，这正是当代戏剧区别于传统剧目的重要标志。从专注于主题的设定，转向对作品文化意识、审美眼光和对所表现的生活更加地域化、深层化的追求，这正是《张春郎削发》区别于一般平庸剧作的原因。

我最感兴趣的是李志浦剧作中的地方色彩与文化人格。并不是凡是地方剧种的作品就必然具有地方色彩，也不是民间风情、民间习俗的罗列就等于地方色彩。重要的是作品中人物的行为方式和情感的表达方式，以及它所呈现的地域文化的精神风貌。

在《穆桂英》“招亲”一场中，穆桂英的亲随家将穆瓜捧着酒饭、夹唱夹白上场。他捧的是什么酒饭呢？穆瓜喜滋滋地告诉观众：“竹叶青，红沙虾。”传说中的山东野寨怎么会有东南沿海潮汕地区的“红沙虾”呢？然而这类让人会心一笑的地域错乱，这类近乎民间文艺的有意“误读”，却是文化认同的小小策略。在李志浦和其他有成就的潮剧作家的作品中，一切人物不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张潮汕人的面孔，都有一副潮汕人的心肠。你看穆桂英在穆柯寨聚义厅中劝说杨宗保时的千般爱意、万般柔情，哪有一丝一毫北国巾帼英雄的强悍，分明是江南小女子的婉娈缠绵。你看张春郎毫不理会双娇公主的倾诉，在皇帝面前拒不低头认错，哪里是久居京都、深知皇权难犯的士子，分明是“无脸输过死”的潮汕犟牛。张春郎轻狂中的狷介，穆桂英豪放中的柔情，郑佐龙朴拙中的坦直……无不充盈着潮汕人的文化心理与文化人格。正是这些独特的人格美，构成了《张春郎削发》等剧的独特魅力，适应了潮汕观众的审美趣味。

李志浦是潮汕人，生长在潮汕这片文化土壤上，长期从事传统剧目的搜集整理、方言音韵的研究和民间文艺如灯谜、对联的创作，受到丰富、深厚的地域文化的陶冶与塑造。我不了解李志浦作品中这种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文化精神，是一种自觉的执着追求，还是一种浸淫其中、受到不知不觉的熏陶与影响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乡土背景所留下的文化烙印，作为一种感性的活的生成，它的丰富性、生动性和直接性，在李志浦的作品中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化色彩，而且表现为一种文化精神；它不仅以地域文化为依据，而且包容了地域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在内的自足领域。

原载《广东艺术》１９９５年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