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人生（六）

——记吴南生同志

沈仁康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人大五届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此，“8.26”定位为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共同生日。

《特区条例》公布后，《纽约时报》惊叹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时为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

那时的深圳是宝安县管辖下一个镇，面积仅3平方公里，人口两万多人，全镇最高的一幢楼房是五层，市容陈旧，街道简陋狭窄，连交通指挥岗和红绿灯都没有，人均居住面积仅2.74平方米……

深圳与香港隔河相望，元朗的白色高楼清晰分明，正因为两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偷渡”成为这里令人头痛的问题。对饥饿中的百姓讲“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吴南生深入调查时，发现深圳有个罗芳村，深圳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一个罗芳村，原来对岸的罗芳村的人全是这边的罗芳村逃过去的。可是，深圳罗芳村人均年收入134元，新界罗芳村则是13000元；宝安农民一个劳动日收入0.7元到1.2元，香港农民收入60—70港元，相差100倍。当时，从广东以至全国各地聚集到深圳的先后有几十万人，冒融会贯通逃港。在宝安县不少地方因为缺乏劳力，土地荒了没人种，稻子黄了没人收。蛇口开发时，沙滩上挖出多少具骸骨，都是当年一些不识水性、溺毙后又被海潮卷回来的冤死者。而“经济特区”创办之后，就再也没有人逃港了，这是后话。

人们多以为中央拨款在建设深圳。否！中央只给了3000万作为“酵母”的启动贷款。深圳建设资金98%靠自筹。它创造了在中国进行城市建设的新纪录。

不过60天，搬了罗湖山，填高了一幅低洼地。如果把它租出去，几十亿就来了。但是，把土地“租”给洋人，“租”给资本家，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好在一开始筹办特区时，吴南生就已意识到一定会有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广东的理论界和他意气相投，因而在理论上作了许多研究工作，万幸的是，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有关于租地的理论。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主张“资为社用”，他说：“不怕租出格罗慈内的四分之一和巴库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利用它用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讲得多好啊！不过，吴南生还是听从了其他同志的建议：把“土地出租”改为“土地有偿使用”吧，到上面容易通过。吴南生深以为然。于，“地租”改称“土地使用费”，以后，成为全国通用的新名词。
这个爆炸新闻，轰动了香港。香港的许多报刊争相以显著的版面 予以披露。

摘自《潮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