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远

在娱乐商品化的今天，回想起建国初期家乡的一位老艺人，就像当今有钱人吃野菜，别有一番滋味。

我刚懂事那年，离家不远的“金石宫”前来了一位卖酥糖的老人。他的货担立着一根木棍，木棍顶端横插着一根铁棍，熬好的糖浆往铁棍上一粘，经他不停地来回摔打，变成了酥糖。看他夜宿街头，好心的“石门蔡”人让他住进村里的一间空房。因为曾有人在这间房子里上吊，从此没人敢住。老人喜出望外，接来了老伴，安上了家。

“石门蔡”与我家隔溪相望。村里人多以“小贩”谋生。二十几户人家，拥挤在一条小溪和一棵老树跟前，因有一座石门和都姓蔡而得名。卖糖老人住进来以后，人们发现他有些“怪”：他一上厕所，厕所里便传出“伊伊呀呀”的声音；整天戴着墨镜，走起路来飞快，像花旦走碎步似的，一边走一边在胸前挥动着双手。一探听，这几个细节正好勾画出他的身世：老人曾在一个老戏班演“乌衫”(老旦)，主演过《扫纱窗》；因演哭戏时眼睛常擦“万金油”，落下眼疾戴上了墨镜；后成为导演、司鼓；厕所里的声音是他在哼潮曲，双手在胸前挥动是在打鼓……从此大伙便称呼他“打鼓伯”。

夏夜，大伙儿在外埕乘凉。看在唱“歌册”的几个女孩子活泼可爱，打鼓伯说：“来，我给你们‘开声’。”一试，花旦、青衣、老旦，各种音质都有，便分别教给她们一些唱段。有一男孩跃跃欲试，一“开声”，开出了一个“小生”来，乐得他合不拢嘴。各种唱腔都有了，还缺一个“老丑”。一个叫“广标”的年轻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花，无人处喜欢怪模怪样地边走边唱，经打鼓伯一调教，成了一个好“老丑”。广标兄学唱《桃花过渡》，一亮嗓子，声音飘过小溪，竟然飘到我家。

打鼓伯教的第一出戏是《小二黑结婚》。天还冷，先在“闲间”里教。教唱段的同时，他还有意培养一位有点基础的乐手。于是，闲间里的四面白墙，写满了“工尺谱”。每天晚上，闲间里坐满了人，但在外边听到的，却只有唱腔和椰胡的声音。天暖了，改在外埕教唱，全村人都来了，没派上角色的都学唱“帮腔”，那高亢、深沉的声音，掠过小溪，向茫茫的田野飘去。赶上大热天，滚烫的外埕坐不住，只听一声喊：“走，上屋顶唱去!”话音未落，手脚灵便的人已经爬上屋顶。屋顶有一凉台，自然让给那些角儿，打鼓伯坐在凉台的正中间。入夜，那不落的潮曲，悠悠扬扬，从屋顶越过村子，传到另一个村庄……

父亲也是生意人，与石门蔡人交往甚深。他带我去看打鼓伯教戏时，居然为我争取到一个小角色———小时候的“小芹”。怕我不好好学，父亲竟然把打鼓伯请到家里来。一时间，我家后房每晚都挤满了人。打鼓伯和我面对面坐在床上。他盘腿而坐，右手拿着铜头烟斗，一个晚上几乎没变换过姿势。教唱时，他用烟锅击打床板，我便在那“答、答、答”的节拍声中一句一句地学。十几天以后，送走打鼓伯。祖母发现，床上的草席敲烂了一大块，床板上留下许多烟锅的印痕……

转眼间整出戏教完了。人们不由惊讶：能唱一个通宵的戏，竟然没有剧本，整出戏全在打鼓伯的肚子里!邻居的阿姆说：“打鼓伯一肚子蜘蛛丝。”(聪明的意思)

这时候，斗霸分田刚刚结束，农民丰衣足食，个个喜气扬眉，开始向往文化生活。几个大村传来排戏的消息。放个屁全村都能听到的石门蔡不敢奢望。能够坐下来清唱一出戏，对他们已经是个奇迹。没想到打鼓伯却说：“咱也排排看。”

“那文畔(弦乐)、武畔(打击乐)呢?”拉椰胡的乐手瞪大眼睛问。

打鼓伯瞟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一说排戏，大伙儿积极性可高。没有角色的，乐意当群众演员，或者“打杂剧”(打杂)。戏的最后一场，小二黑结婚，打鼓伯把所有“打杂剧”的人都安排上台“闹洞房”，乐得他们疯了似的，几个大小伙子竟然穿上红兜兜扮演“大头娃娃”，准备乐倒全场观众。

一天傍晚，村里来了一群外乡人，带着弦具，不一会儿又来了一群，带着锣鼓家伙。大伙儿高兴坏了，知道是打鼓伯请来的“文武畔”。打鼓伯曾经同他们在木偶剧团呆过。那天晚上，石门蔡像过节似的。一夜的锣鼓声，宣告《小二黑结婚》首演成功。
　　 那以后，常有大篷船停在老树下。外乡人前来请戏。大篷船载着一出戏，越走越远。石门蔡出了大名。

后来我离开家乡。探亲时打听打鼓伯，听说他被县里的潮剧团请去当导演。从海报上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陈智祥。

摘自《潮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