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 梦 ——《阿楠说戏》后记 我出生在古老的揭阳榕城，父亲曾在湖南读书，故为我取名“阿南”。“南”字何时加上偏旁已难考证。解放初父亲在汕头教书，我随在他身边读幼儿园。我是个小淘气，曾将一块菱形的“中苏友好纪念章”吞下肚里，大人们吓坏了，连续几天向沿街叫卖的小贩买熟番薯给我吃，每天守着我拉完大便，在那堆东西里拨弄搜寻。终于在一天晚上，那块红色的铜质纪念章乖乖地在消化了的番薯护送下滑出稚嫩的管道。洗净一看，大人们惊呼：别针是打开的！ 这个富于戏剧性的情节好象预示了我的戏剧人生。 小学时期我回到故乡。榕江绕着榕城日夜奔流，榕城人称之为“大溪”。我和小伙伴们常常泡在溪中嬉泳，甚至潜游穿过停泊的船只，在水里睁开眼睛等头上出现明亮的光才浮回水面。榕城多大榕树，我家附近双峰寺旁就有一古榕，树疙瘩大如梯级，树杈处有大窝，藏匿里边，神鬼不觉。我常与表兄爬上大榕树捉迷藏，蹲在树窝里讲古，探出脑袋俯窥路人的各色形态。我喜听古，夜里常到城隍庙后听说书人讲《三国》、《封神》、《七侠五义》……听完了要走过一尊尊天神夜叉，要走过黑影憧憧的小芭蕉林。为了驱走心中的恐惧，我将裤袋里的硬币抖得叮当作响，壮着胆子快步回家。我犹喜潮剧，常向母亲讨二角钱到大竹棚搭成的榕江戏院，买张边座票，坐在长木板上伸长脖子入迷地看戏。说来也怪，戏中的一些场面、一些台词、一些演员今天还印在脑里。当年看《海瑞》，我至今尚记得海刚峰嘲骂张居正父子的那副对联：张居正正而不正，欺幼主，坐龙床，黑心宰相；张茂修修而不修，仗父势，不读书，白腹状元。当年看《红色的种子》，我至今仍记得扮女主角的演员名叫李端静，扮男主角的演员名叫陈玉城。说来也巧，我后来竟考进他们的剧团。李端静我们称之为“静姐”，陈玉城我们称之为“老师”。他们现已退休多年，身体尚健。 演戏就象我童年五彩的梦。每看完戏回家，我总得兴奋好几天才安静下来。我家处祠堂后巷，屋檐下有板凳高的大石板，我将它当舞台，模仿着戏里的情状在石板上面手舞足蹈，大声吆喝。更有甚者，将表姐的花裙子当戏服，穿戴起来沿着长长的后巷招摇扭跳。母亲看我这般折腾，常苦笑着说：“看二角钱戏，学回来的不止二元。该歇一歇了！”邻居们也常说：“楠呀！将来该去做戏。” 我被言中了。1960年，我从榕城到汕头还不够一年，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未读取，黄翼老师一把椰胡就将我考进正顺潮剧团少年演员训练班。《五福连》中有一句台词：“梨园子弟有万千”，我从此成为梨园万千子弟中的一个。 梨园四十余年，我圆了几个梦。 一是演戏梦。在少年训练班时期，我算是成绩较好的学员，在《挡马》、《三岔口》、《打花鼓》、《秋香摘梅》、《燕青打擂》、《夫人城》等戏中学演过角色。同时，心中有了崇拜的偶像。我知道京剧有梅兰芳等四大名旦，有周信芳、马连良、盖叫天、李少春等大师；粤剧有马师曾、红线女、郎筠玉、林小群、文觉非……知道了广东潮剧院名演员姚璇秋、郭石梅、肖南英等是从我们正顺潮剧团调去的，知道了我们班上的老师杨其国、陆金龙、杨江全等是潮剧的大教戏先生，知道了潮剧的大导演郑一标、吴峰排戏很严，学问高深……我梦想着，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有学问的，能编能导能演的新型文艺工作者。 毕业后我成为剧团的正式演员。那时，大演现代戏的热潮到来了，我在《短剑》、《关不住的小老虎》、《红珊瑚》、《南海长城》、《不准出生的人》、《铁马凯歌》、《阮文追》、《林海雪原》、《奇袭白虎团》、《烽火苗山》、《风雪祁连山》、《焦裕禄》等剧目中扮演过大大小小的角色。 不久，是那一段疯狂的岁月，潮剧被当“四旧”砸烂，剧团瘫痪了。我们这些不够二十岁的青年演员学着别人的样子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编自演了一批节目，如《蔡永祥之歌》、《32111钻井队》、《今天的大字报》等，怀着狂热的激情上街演出。那是一个无知的恶梦。文革后期，所有剧团都解散，各县市只保留一支二、三十人左右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的演戏梦随之破碎，和文艺界的许许多多同事一起下放地处山区的东径五七干校。后来，校部知道我们有文艺专长，就组织了一支业余文宣队，劳动之余进行文艺活动。我是队里一名骨干，编演过《摘茶舞》、《基建舞》、《革命歌曲联唱》、《我们走在五七大路上》等节目。也许是天性使然，我近乎本能地在困境中继续编织演戏的梦。山外边不断传来令人羡慕的消息，各地掀起移植革命样板戏的热潮，汕头专区文宣队移植的是《沙家滨》，我的同学方展荣技艺过人，从汕头市文宣队上调到该剧组扮演新四军。据说，汕头专区文宣队的负责人闻知东径五七干校还有一群象方展荣这样的青年演员，他立刻进山物色人选。可是，他翻开我们的档案一看，政治条件都不合格。他丢下一句话：这些人纵然会飞檐走壁我也不要!就这样驱车下山绝尘而去。我在干校日复一日地种地、摘菜、搞基建。可是，那个五彩的梦驱使着我偷偷地阅读文学和戏剧方面的书，就象当年形容坏人的话一样：人还在，心不死。1970年，幸运降临在我身上，汕头市文宣队奉命移植《红灯记》，因为人手不够，就对我落实了政策，调到剧组扮演重要角色磨刀人。我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舞台了！在汕头市文宣队时期，除了《红灯记》，还演小潮剧、小话剧、小舞蹈和曲艺。我演过小潮剧《新来的组长》、《槟榔山下》，小话剧《苹果树下》，小歌剧《一个口盅》，舞蹈《开山歌》、《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还有许多曲艺、相声节目等。同时还参与《新来的组长》、《渔女赞》等节目的编剧工作。1973年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这支队伍又经历了两次改组。先是分为潮剧团和文工团，我留在文工团搞话剧、歌舞和曲艺，充当舞蹈队长兼编导；文工团后来又分为话剧团和歌舞团，我留在歌舞团编导组。这个时期我在话剧《风华正茂》、《七十二家房客》、《枫叶红了的时候》，舞蹈《红色娘子军》、《沂蒙颂》，歌剧《紫曲河畔》、《不准出生的人》，京剧《智取威虎山》片段等剧目中扮演主角和重要角色。在汕头市文宣队、文工团、歌舞团整10年中，我的演戏梦渐渐从演员梦融进为编导梦。难以忘怀的是，1973年我将小潮剧《小通讯兵》改编为同名小舞剧，这是我独立创作的第一个作品，自己写台本、写歌词、编舞、导演，与作曲和舞美设计合作。这个台阶是王琳乾同志扶着我登上去的，当年他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工团团长，是解放前参加过潮汕地下武装斗争的一位老革命。他当年敢于选用这种题材的节目，显示了过人的胆识。他引导我走编导之路，我至今感激在胸。 读什么书会对一个人的知识取向产生直接的影响，它有时也需要际遇。少年学戏时我阅读了梅兰芳的《梅兰芳文集》、盖叫天的《粉墨春秋》、侯喜瑞的《学戏与演戏》，郑法祥的《谈悟空戏的表演艺术》，还有许多名家合著的《和青年演员谈学艺》等书。盖叫天那个“鹰展翅”的神态，侯喜瑞那些功架，郑法祥对孙悟空手势和跟斗运用的讲究，梅兰芳所画的梅花和《天女散花》的剧照等等，今天仍历历在目。更重要的是，他们使我一踏上艺途就面对一座座召唤人去攀登的高峰。 1964年，我在现代戏《铁马凯歌》中扮演杨凯，导演李腾骐要我读一本书，叫《论演员的自我感觉》，是一本戏剧理论译文集。这本书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虽然我当年未能读懂，但是它吸引着我进入演员表演心理的那个十分神奇、十分浩渺深邃的世界；我的团长饶恕送给我一本书叫《演员矛盾论争集》，它又打开了我的眼界。原来，演员表演领域竟有这么多的不同见解！后来，文革“破四旧”时我偷偷藏了一些书，其中的《导演学基础》又一次打开我的眼界。原来，导演学是这么一门学科，导演是要这样当的！就是这本书引领我走上编导的路。因为没有正规授业的老师，我就从这本书上摘录下导演工作的程序。我早期的导演分析就是对它依样画葫芦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还有一本书对我产生同样深刻的影响，那是金山写的《一个角色的创造》，读后我才具体地懂得一个演员在人物创造过程如何挖掘台词后面的潜台词和内心独白。 70年代初，市图书馆尚未开放，一切书籍都封存着。李文圆大姐对我的读书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她打开书柜，借给我许多戏剧方面的禁书，包括周贻白的关于中国戏曲史的书籍和外国一些名家关于话剧表导、舞剧编导的论著。我如饥似渴地读呀抄呀，恨不得将贫弱的脑袋一下子填满起来。 不断的演戏、导戏，不断的读书、实践，我渐渐产生写的冲动。应学写文章，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实践，表述自己的见解。从80年代开始，我学写了一系列有关导、表演的文章。今天汇集成书，以报答父母师友的寄望。练毛笔字时，我喜欢在落款“阿楠”后面加盖一方“郭”字印章，以为滥竽之嘲。本书亦然，它们品位不高，学问不多，表述不美，只算是自己在艺途淌涉中留下的履迹，是我读书梦的凝聚。 书中有几篇写了几位青年演员。他们有的坚守在潮剧舞台上，有的已经转行或出国定居。没有继续演潮剧的朋友们心里还紧系着难以解开的情结。例如陈运龙在泰国经商之余还偶尔参加曼谷的演剧活动。听说去年他演了一出用泰语表演的戏曲剧目，且有一位大学校长当他的配角，诗琳通公主还接见了他，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这组文章的选用，表达了我对这些朋友的深深思念。我很热爱共事的年轻人，不管在哪个剧团、在什么时候，我总是督促他们多读书练笔，有时还买书送他们读，一有机会就送他们外出进修深造。这应是我读书圆梦的另一种演化。 圆梦四十年，我感激生我养我的父母。父亲宽厚仁慈，他用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影响我成长；母亲善良坚强，她在风风雨雨中默默忍受一切重压，抚养儿孙。我浪迹江湖心无挂碍，全靠父母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感谢妻子，她从小和我一起学戏演戏，理解演戏人的特点。她本是一个天资聪慧的好演员却向来与世无争。为了我的事业她舍弃了自己的专业，充任家里的总理大臣，为我构筑了一个温馨的窝，让我在疲惫时归巢歇息。我还应感谢师友、同事，没有他们的引导、合作，也就没有我的一切艺术实践。 |
